希區考克，《奪魂索》

奪魂索（Rope）於1948年上映，與1954年的《電話謀殺案》有些相同之處。兩部影片都是在一個公寓內拍攝，都以接近舞台劇的形式拍攝，主題都是謀殺。謀殺是一個特別具有哲學內含的主題，首先，謀殺的人都不覺得自己自己做的是一件錯事，但他們的理由在哪裡？其次，謀殺需要一種「行動理性」的運作，包括做案前（如何達到目的）與做案後（如何保有目的）的規畫與隨機應變。《電話謀殺案》凸顯的是行動理性的部分，《奪魂索》談的則是殺人的理由。當然，這是一部電影，而不是一本哲學著作，如同另一部電影《懺情記》一樣，並不是要將什麼哲學教義傳遞給觀眾，而是讓觀眾去思索一些問題。

希區考克，《懺情記》

懺情記（I Confess）於1953年上映，是火車怪客（Stranger on a Train）與電話謀殺案（Dial M for Murder）之間的片子，其中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勒索、殺人、婚外情，然而處理的重點卻是大不相同。另一方面，這部影片可能也是希區考克的所有作品中，內容最為沉重，幽默元素最少的之一。劇中的殺人犯想要透過向神父告解的方式逍遙法外，因為神父不能將他聽到的任何告解告訴任何人。殺人犯甚至作了偽證，想要陷害別人，讓別人為他上絞刑台，神父是不是還應該保持沉默？除了神父，殺人兇手的妻子也為他隱瞞罪行，也就是說，國家、教會、家庭對一個人的要求，是有衝突的，在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如何解決，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國家並不是「法」的壟斷者，而世界上的法也從來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即使國家可以把神父送上法庭與監獄，也不能要求他說出告解的內容；而神父一旦在法庭上說出這些告解，也沒有辦法再待在教會了。影片的背景是建立在基督教世界的國家，在法庭作證時必須摸著聖經，而不是六法全書立誓。在這個地方，一切的秩序最終要回到神，並且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秩序。但神的旨意究竟是什麼？是要讓犯人在塵世間接受審判，還是永遠不能透露告解內容？

希區考克，《電話謀殺案》

電話謀殺案（Dial M for Murder）是1954年的電影，也就是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之後的第二部電影。這兩部影片有兩個同樣的主題：教唆謀殺與婚外情。但在影片的哲學層面上，著眼的重點卻有所不同：火車怪客呈現的是法律層面的問題，電話謀殺案呈現的則是推理層面的問題。這部影片要問的是：有沒有完美的謀殺？（電影在法國上映時，片名為Le crime était prsque parfait，幾近完美的謀殺）。回答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事先回答，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預料到未來會發生的一切，並事先做好一切防範。因此如果要做到完美謀殺，就不但需要事先做好縝密計畫，還需要在事後種種不利自己的情勢發生時，隨機應變為自己脫身（aporia）。

希區考克，《火車怪客》

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是希區考克1951年拍攝的黑白片，講一個「交換謀殺」的故事。這裡有一個文字遊戲：其中一名stranger指的其實是strangler，也就是影片中的扼喉殺人者。Strangler是以「讓人無法呼吸」的方式殺人，而呼吸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生理層面、另一個是心理層面。片中的殺人兇手也正是因為感到自己心理上給人捏住了喉嚨，才選扼喉的方式致人於死。希區考克的電影一開始被認為是懸疑娛樂片，一直到1962年法國導演楚浮和他做了幾次對談，並且在1966年出版後，他的影片價值才為人重新評價。楚浮是電影大師，他們談的是很專業。我這裡只是把電影簡化為一個故事。

柏拉圖，《理想國》 ，卷一，一

1.

《理想國》是柏拉圖的作品，寫在二千三百年前的雅典。要在二千三百年後的另一個地方去討論這部作品，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讀這本書有什麼用？「古代作品的現代意義」這個主題對學者來說並不陌生，也是一項挑戰。但對非學者來說，有趣的並不在於對這個問題做了什麼回答，而是一種「覺得自己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心理，一種擔心自己的研究是否過時的心理。但我們會不會說，要是說不出希臘雕塑的現代意義，就必須把這些東西盡數銷毀？如果不是，我們或許也不需要認為，某某作品必須具有現代意義，才值得我們閱讀。

柏拉圖，《阿西比亞》，二，關心自己

 a.      前情提要

阿西比亞這個年輕人想要成為雅典的領導者，在雅典城裡，他被蘇格拉底叫住談話，聊的是他的生涯規畫與從政計畫。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城邦而言，什麼是正義的，什麼是有利的。阿西比亞不覺得這些問題有什麼好談，因為對他來說，這些事情是顯而易見、人人皆知的，生活在城邦中，自然而然就會學會，根本不需要另外去學。阿西比亞的這種想法，應該也是我們社會裡不少人的想法，如果用《理想國》的話來說，這種自然而然學會的東西，就是所謂的洞穴。蘇格拉底用一種反諷的方式調侃：你當然早就知道什麼是正義不正義了，因為當你小時候跟人玩遊戲的時候，只要別人耍了手段贏了你，你就會立刻大叫。言下之意，阿西比亞根本沒有學習或思考過正義或利益的問題，只因為自己小時候玩過遊戲，就以為自己擁有治理城邦所必要的知識。 

柏拉圖，《阿西比亞》，一，助產術

1.       

《阿爾克伊比亞德斯》（以下簡稱「阿西比亞」）是發生在蘇格拉底與雅典青年阿西比亞之間的對話。這部對話只有兩個在場，這點呈現出這部作品的「話語之外」的內含。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對話通常是發生在一個公眾場合，在場的除了在對話中發言的人，也有在旁的其他聽眾。在公眾場合進行對話，顯示出柏拉圖這些作品的政治性質。另外有一些不是公開進行的，例如《費德若斯》講的是，蘇格拉底與一名青年漫步到雅典城外，談論起「美」的問題。這是個不屬於城邦管轄的課題，意思是說，並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可以決定什麼是美（許多現代人顯然不這麼認為）。《阿西比亞》並沒有註明地點，但以阿西比亞這樣的青年來說，大概是不會到城郊散步的。假設這次對話發生在雅典城內，我們就能給這部作品勾勒出這樣的圖像：蘇格拉底這個追求智慧的長者，與阿西比亞這個雅典最傑出的青年討論政治參與的問題。阿西比亞的導師是伯里克列斯（Pericles）等雅典最著名的政治人物，是屬於城邦內的，而蘇格拉底則聲稱自己受到神的引導，也就是不屬於城邦管轄的。他們在城邦之內對話，談論與城邦最密切相關的問題，但這段對話卻沒有旁聽者，也就是沒有任何政治脈絡。這展現出討論政治與討論美的相似性：不能受到人群喧囂的干擾，不能為了「接地氣」而喪失思考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