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區考克，《火車怪客》

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是希區考克1951年拍攝的黑白片，講一個「交換謀殺」的故事。這裡有一個文字遊戲：其中一名stranger指的其實是strangler，也就是影片中的扼喉殺人者。Strangler是以「讓人無法呼吸」的方式殺人，而呼吸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生理層面、另一個是心理層面。片中的殺人兇手也正是因為感到自己心理上給人捏住了喉嚨，才選扼喉的方式致人於死。希區考克的電影一開始被認為是懸疑娛樂片，一直到1962年法國導演楚浮和他做了幾次對談，並且在1966年出版後，他的影片價值才為人重新評價。楚浮是電影大師，他們談的是很專業。我這裡只是把電影簡化為一個故事。

1. 故事

兩個陌生人在火車相遇，一個叫Guy，另一個叫Bruno。Guy是網球明星，相片常常出現在報章上，於是B馬上就認出了他，並且過來攀談。B顯得很熱情，因此一開始G對他還有點好感，拿了自己的打火機要借給他。打火機上刻著A to G幾個字，B馬上就猜出是誰了。A的名字是Anne，是G的女朋友，參議員的女兒。他們兩個相愛，但沒有結婚，因為G他是有婦之夫。有婦之夫還有外遇，聽起來很不可取，但在這部戲裡面卻不是如此。G的妻子Miriam早就有了外遇，並且一直鬧著離婚，但當G在網壇上成名後，就不想離婚。但這不是什麼好事，因為只要老公不在，她馬上又跟其他男人玩在一起。另一方面，G與A的感情也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參議員一家都贊同的。B開始談到這些生活上的私事，G開始感到很厭煩，不想要理會B，但又沒有辦法離開。B邀請他到他的包廂用餐，他不想去，問了餐車有沒有空位，回答是要等20分鐘，於是他就到B的包廂吃飯。

Bruno的父親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很不喜歡這名不斷惹事生非，被三所大學退學的兒子，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引起兒子的殺機。在包廂裡，B說到他的一個完美構想：交換謀殺。兩個在過去沒有任何交集，在未來也不會有的人，心裡各有一個想要除去的人，但不能親自下手，因為他們都有所謂的殺人動機，只能日復一日忍耐下去。某天這兩個完美的陌生人聚在一起，靈光一現：甲殺掉乙想要殺的人，乙殺掉甲想要殺的人，彼此在安排一個不在場證明，這樣誰也不會受到任何懷疑。G覺得B的想法荒誕而不可思議，而剛好這時他住的地方到了，敷衍了B幾句就下了車。他走的時候有點匆忙，忘了將自己的打火機帶走。

G到太太工作的地方，要她一起去辦離婚手續。M不但不同意，還告訴他，如果要告上法院，她就會讓自己成為一個完全無助、被陳世美拋棄了的可憐孕婦，這樣所有人都會同情他。當然，M肚子裡的孩子根本不是G的，孩子不過是母親的談判工具而已。B也回到了家，跟母親開心聊了一會，父親回來了。他再次責罵B遊手好閒，還說要把他關起來。這下子更讓B感到非殺了父親不可。於是他決定執行自己的計畫，打電話知道G沒有順利離婚後，就搭火車到了G所住的小鎮，找到M的地址，在她門口等著。

夜晚降臨，M和兩個男人嘻嘻哈哈出了門，搭公車到遊樂園。B一直跟著他們，不時向M耍帥，要引起她的注意。M不知死到臨頭，以為B即將成為她愛情上的新俘虜，就不時回頭來個落花有意。遊樂園有個小湖，湖中有個小島，不少遊客租船到島上玩。M和兩名男伴都搭船上島，B也跟了過去，在島上B找到了落單的M。他拿出G的打火機，在她面前點亮：「你是Miriam ？」「是。」接著就扼死了她。

B搶先趕到參議員的住處，也就是A的家門口等G。G到了，B攔住他說，他幫他殺了太太，現在換G幫他殺死父親了。G嚇了一跳，他說根本就沒有答應所謂的交換謀殺，也不可能幫B殺人。但B不理會。他說現在他們是一條船上的人了，如果G去報警，他就會說出這個所謂的協議，G就成了殺人共犯。G不打算理會他，以為過一陣子B就會識相離開沒事。想不到B沒那麼容易擺脫，反而像幽靈一樣走到哪跟到哪，甚至參加了A的參議員父親的好友聚會。A感到不對勁，就問G到底是怎麼回事，G向A說出了實情。G然後打電話給B，說會去殺了他的父親，並按照B先前寄給他的東西：一張圖、一把鑰匙、一把手槍，走到B的住處，進入他父親的房間：「不要怕，我只是要跟你談談你兒子的一些事」。燈開了，不是B的父親，而是B在床上，因為他的父親剛好那天不在。

B感到自己受到了二度背叛。不僅如此，第二天A還去拜訪B的父母，要告訴他們B的瘋狂舉動。A沒有見到他的父親，而是見到母親。母親完全不覺得B有可能去殺人，反而認為A有點神經緊張。母親離開之後，B過來了，跟A說G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B甚至在殺人之後，還要他回到當時的遊樂場，撿回遺落在那邊的打火機，避免被當作殺人的證物。

A沒有相信B的話，而是轉告給G。G馬上想到，B會去把他的打火機放回遊樂場，然後讓警察在那兒發現。因此他一定要回到遊樂園，從B手中搶回打火機。但他現在正有一場比賽要進行，如果臨時逃脫必定會引起警方的懷疑。於是在球賽結束後，他立刻趕回遊樂園。事也正巧，B因為種種耽擱，還沒有來得及搭船上島。G在旋轉木馬旁攔住他，兩人一起跳上轉盤。這時警察趕到，一槍剛好打中控制旋轉木馬的人，木馬開始高速旋轉，孩子開始高聲尖叫。最後，整個木馬台垮了，B被壓在底下奄奄一息。警察在他的手上找回打火機，同時靠著工作人員的證詞，洗清G的罪嫌。

2. 心裡、話語、行動

影片的主題是「謀殺」。B在參議員家的聚會中跟幾位賓客說，他有一個理論：每個人都有殺掉某人的欲望。賓客當然不相信，於是他進一步說：當你很生一個人的氣的時候，你會說什麼？賓客笑了。毫無疑問，他說的這句話是「我要殺了你（他）」。在電影中，G在離開妻子的時候，打了電話給A，說M拒絕離婚的種種惡行狀，講著講著就發了火，生氣地在電話筒前喊著「我要勒死她！」

謀殺在這裡呈現出三個層次的東西：心裡想、嘴上說、動手做。心裡想的東西是無法觀察到的，動手做的時候也不會選在大庭廣眾前，因此我們所能知道的僅僅是話語層面的東西。言語位於心裡與行動之間，通常展現出這樣的關係：

• 說出一句話，表示他心裡這樣想。
• 說出一句話，表示他將會這樣做。

但有的時候不見得如此。例如一些「順口語」，就跟心裡的想法並沒有關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脈絡下說「肚子餓」，那麼他們要表達的很可能是同樣的意思。但如果他們說的是「我的媽」，大概就很難說是同樣的意思。髒話是也屬於這一類的。說髒話的人通常沒有去考慮自己說的是什麼，純粹是習慣如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種低劣的社會文化或個人習慣，但要認為說「O你X」的人對女性或是對他人的母親有什麼不敬的態度，可能就有點過度解釋了。就這樣的觀點來看，說「我要殺了你／他」也是類似順口語，也就是有口無心。話說回來，在不同的社會脈絡，這句話的順口程度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台灣，大部分的人只要「享受結果」但不想動手執行，因此比較會說的是「去死」或「給他死」之類的話。

但第二種情形是比較少見的，說到做到本來就不是件容易事。如果真的想要殺人，就更不會把這個字說出口。不過我們可以從話語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這就是另一回事了。總而言之，儘管我們常說「要殺了X」，但實際上，我們不但不這麼想，也不打算這麼做。

不過B可不是這麼想，他很認真看待「要殺了X」這句話，並且當作是一種內心想法的流露。他是一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的人，而這也許跟他家庭的生活中父親的嚴格管教，從而受到的壓抑有關。這些壓抑致使他一上大學就開始做壞事，連續被三所學校退學。他在火車上跟G說，他有一個理論，就是人必須在死之前去嘗試一切事情。例如蒙著眼睛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時一百六十英里的高速疾駛。而在參議員的好友聚會中，他也跟幾位賓客大談心裡上的殺意與實際上的行動，並且認為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心裡的想法，是一件再刺激不過的事。戲中的另一個場景是，B在遊樂場中，一個小孩迎面走來拿玩具槍對他喊了Bang! Bang! 這種屁孩的行為確實令人討厭，但就算我們想教訓他，也不知道如何下手。B就不同了，雖然他沒有提起腳來猛踹孩子一下，還是在孩子走過之後，用菸頭燙破他手上的氣球，並且盯著這個滿臉錯愕的孩子。

不過在母親的心中，B就不一樣了。B也在家裡跟母親開過無數次玩笑，例如要炸掉白宮之類。不過母親覺得孩子就是頑皮，說這些話只是要逗她笑，而不可能真的去做。有這樣的想法也不奇怪，因為她只看過兒子在家裡的樣子，而他在家裡他是什麼壞事也不敢做的。

以希區考克對心理學的興趣，我們大可以用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去理解心裡、言語、行動這三個層面之間的互動關係。或是用他的語誤理論去詮釋「我要殺了你／他」這句話。不過在劇中並沒有用到這些術語。或許是因為B是一個被三所大學退學的人，用上這些術語不大有說服力。不過他倒是愛說「我有個理論」或類似的話，這或許是導演的一種幽默。

3. 責任與證明

B告訴G，M確實是他下手殺的，但這不是「他的」謀殺，而是「G的」謀殺。因為他並沒有得到好處。得到好處的是G，所以G必須付出代價，也就是必須去殺B的父親。這也是B的「理論」。按照這樣的理論，該為行為負責的，不僅是把這件事做出來的人，也有因為這件事的發起人以及受益者。這樣的想法是不是荒謬的？伍迪艾倫的《罪與錯》講了這麼個故事：名醫哥哥要黑道弟弟幫忙處理一件婚外情，結果弟弟把情婦殺了，哥哥認為這種處理方式太可怕了，他完全無法認同。事情上了法庭，哥哥可能不會被判有罪，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因為「反正不是我殺的，也不是我叫他殺的」，就安心一輩子？

在法律上，我們強調的是所謂的「因果關係」。一件兇殺案是誰做出的（因），與誰會因為這樣的事情受益（果），兩者沒有任何關係。刑法所要懲罰也僅僅是因，而不能是果。但在犯罪偵查上，發生的事情沒有辦法重演，因此真正的因並沒有辦法「觀察」到，只能是「推斷」的結果。就算有現場目擊者，在刑事程序上也只能被當作推斷的前提，而無法直接為案件定論。在這個時候，案件的受益者（果）就會反過來成為「動機」，成為判斷行動者（因）的重要環節。因此在實際上的法律生活中，因與果並不是那麼容易分割的，而這也是B之所以要交換謀殺的原因。

火車怪客的情形也是如此。G一開始沒有「同意」B的行為，也沒有任何「授意」，因此他完全不用負責。理論上這麼說並沒有錯，但實際上G還是不敢冒險報警，跟警方坦白說出一切，因為警方不會因為他的一面之詞，就說他完全不用負責。因為所謂的同意或授意，要找到「肯定」的證據比較容易的，但要找到「否定」的證據卻很難。這就像影片中的情形，不但要找到為自己行刺的人，還要在行刺的時候安排一個不在場的證明。但什麼是「不在場證明」？首先，這是中文的一個不妥當翻譯，因為alibi這個字的原本意義為「另一個地方」。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可以提出證明，說G在凶殺案發生的時候，身處另一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因此推斷他無法同時身處命案現場。換句話說，不在場證明是一種間接證明，而不是直接證明。同意或授權也是如此，錄音或書信可以當作「有授意」的直接證明，但沒有這些東西是不能證明「沒有授意」的。「不能證明存在」並不表示「不存在」，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道理。

在影片中，B拿不出任何明確的授權證書，但既然他可以知道那麼多有關G和M和A的私事，G要反駁是很困難的。當然，名人的生活私事是可以從報紙上看到的，但G如果跟警方說，B看了這些報導，就去殺了M，然後跑來要脅他，有誰會相信呢？更何況B的手中還握著G遺失的打火機，就更沒有人會相信G了。

但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就說B是個無賴。因為在火車上，他對G說出他的交換謀殺計畫後，G不置可否，B問他「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吧」「是」「你覺得我的理論不錯吧」「當然OK」。在電影中，G這樣說是在打發B，但對B來說，這卻是一種同意。我們可以說，B明知道G拒絕，卻仍然殺了M。但可以說，B是真誠地以為G接受了他的想法。很多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都會這樣認為：因為我很想殺死我厭惡的人，所以你也一定想要殺死你所厭惡的人。

4. 想要、不該、必須

一般人總認為殺人是錯的，但在殺人兇手看來，他做的不一定是件錯事。一種大義凜然的想法是，因為「某人不該存在於世界上」（命題二），所以「必須殺了某人」（命題三）。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如果不殺了他，會害到更多的人。這種為民除害的殺人，對希區考克來說是比較沒有意思的。而這部電影的出發點，則是「我不想要某人出現在『我的世界』裡」（命題一）。B和G一開始的想法其實是，只要離婚，M就可以離開G的生活，一切就都沒事了。但M不願意這樣做。因此G氣憤地在電話中告訴A，說一定要殺了M。但說歸說，他並不打算把這句話轉變為行動。而B則是直接由命題一跳到命題三，而不需要命題二的中介。

有的時候，命題二並不是中介，而是最後才產生的。因為我們想在生活中除掉某人，想要殺了他，我們才進一步去找「不該讓他活在世界上」的客觀理由。換句話說，從命題一到命題三，主導的力量是「我」，我必須為殺人事件負全責。但如果是從命題二到命題三，「我」就不見了，存在的是人世間的客觀律法，殺人行為也因此有了正當性。因此殺人者通常不認為自己做了錯事，因為在他們的眼中，那個人是「該殺」的，而不是「我要殺」的。

希區考克有一部片子叫《奪魂索》，其中討論了把某些人殺掉的「正當性」。奪魂索拍攝於1948年，比火車怪客早了三年。有趣的是，在火車怪客的劇本中，當G說「殺人是犯法」的時候，B說「把一些無用的人殺掉，是符合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不過這一段沒有在電影中出現，可能是因為希區考克不想炒冷飯，並且不認為B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客觀合理化」。電影中的B心裡想的事，「每個人都想除掉某個人」是合乎自然的想法，根本不需要什麼強者的哲學觀來為自己合理化。我自己認為，電影上的處理方式比原來的劇本好。

由命題一到命題三，是一個「意願的邏輯」，這裡的問題重點為：為什麼要以殺人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由命題二到命題三，則是一個「義務的邏輯」：我們能不能因為一個人、一個東西、一個制度「不應該存在」，就主張「應該消滅」這樣東西？法國廢止了王室但英國保存，並不表示兩個國家就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另一個容易混淆的問題是，如果這世界上「不應該有死刑」，但表不表示我們就「應該廢除死刑」？

5. 不要忘了......

For me, suspense doesn't have any value if it's not balanced by humor.

- Alfred Hitch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