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倫，《非理性的人》，之一，行動的動力與理由

伍迪艾倫的Irrational Man，片名取自William Barrett的同名著作，這是一本介紹存在主義的名著，中譯本就叫《非理性的人》，不過電影的名字被改做《愛情失控點》。台灣的外國電影，一向很難從片名上和原來的片名相對應。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展現我們對於世界的開放態度以及我們對於外來事物的接受態度：表面上我們想要外來的東西，實際上我們想要合自己口味的東西。於是我們就要對一切外來的東西改頭換面，原汁原味的外國貨，也很難進入台灣的市場。

伍迪艾倫是一個喜愛哲學的人，他的電影也幾乎都在談哲學。
用電影談哲學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哲學藏在電影裡，他的一些極為精彩的喜劇例如《曼哈頓神秘謀殺》、《玉蠍子的詛咒》是這一類；第二種是劇中人物在思索討論哲學問題，例如《安妮霍爾》、《漢娜姊妹》；第三種有點像是為了消化他的哲學知識而寫出的故事，例如《罪與錯》、《非理性的人》。一般我們說的經典名片，例如黑澤明、費里尼、侯麥、雷奈等等，是屬於第二種。第三種比較少，因為很容易淪於說教，也容易拍得沈悶。第一種最難，只有卓別林、希區考克等少數導演做得到。

《非理性的人》是一部很有哲學野心的電影，裡面提到了許多哲學家的名字：康德、海德格、祁克果都出現過幾次。不過感覺起來這些只是幌子，因為最重要的是馬克思的那句：「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世界。」為什麼要改變？因為這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不義，有太多的人等待我們解救？可以這麼認為，也可以不是。有人認為，改變是力量的展現，是人類存在的意義，也就是尼采所說的權力意志。改變的欲望不見得走向權力意志，對希臘哲學而言，人是從動物走向神的（希臘意義的神），而既然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神，因此改變就是一個永恆的過程。但對現代哲學而言，完美是存在的，因為神是完美的（猶太基督宗教的神），而就算我們不相信創世紀的神話或福音書的神蹟，我們還是相信人的世界是可以用理性建構出來的，例如從農業走向工業、從君主走向民主、從風俗走向法治、從祖先智慧走向專家統治。一旦建構完成（或自己為完成），改變就失去了朝向的目的，權力意志就必然成為虛無主義。所謂虛無主義，並不是「沒有」，而是「否定」，也就是王安石所說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從具體的角度來看，展現這個現代版（權力意志—虛無主義）是浮士德。他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世界上的一切知識，學者的生活也從此沒意思了，於是就和魔鬼訂下了交易。而《非理性的人》男主角Abe，在哲學專業上出類拔萃，在男女關係上也魅力無窮，除了這種種優異表現，他的生活經歷也很豐富，去過世界不少地方，從事做過各種不同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不僅於此，他的母親死得早，他最好的朋友死於伊拉克戰場。如果說浮士德僅僅是擁有世上的一切知識，那麼Abe不只是有知識，還有浮士德所沒有的生活經歷，尤其是負面的生活經歷。對浮士德來說，知識已經是沒有趣味的東西；對Abe來說，知識則是無能的東西，因為知識沒有辦法改變世界。

Abe到一所新的學校教書，剛到就吸引了一名已婚的女同事。女同事帶著酒，在下雨的夜晚到他家，想要和他做愛。他們上了床，他卻無法勃起，實際上他已經一年多無法做愛了。女同事問他要不要看心理醫師，要不要服用西力士（置入性行銷？），他說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事實上，隨著他對自己的哲學工作感到無能，他自己在性方面也變得無能了（Abe也吸引了一位女學生，這是之後的主題）。之後，他去了一個學生聚會，在大家歡樂的時候，他竟然拿起手槍跟自己玩起俄羅斯輪盤。當然他沒有死，並且藉這個機會給學生上了一門實證的存在主義哲學課。但我們並不認為他想要講哲學，而是僅僅認為他不想活。

有天他和那位被他吸引的女學生在咖啡廳聊天，忽然聽到隔壁桌的人在談事情，談著談著鄰桌一位女的就哭了起來。原來是一個離婚爭孩子扶養權的案件，法官因為認識男方的律師，就把孩子判給他。但實際上，那男的是個壞父親，孩子不願到他那兒，到了也只能躲在角落哭。學校老師、社工出面干涉，也完全起不了作用。女的邊哭邊說，真希望（hope）那法官得癌症死去。Abe聽了在心裡說，「願望」（wishing）是沒有用的，要（want）達成什麼結果，就必須「做」（make it happen）。他想要去殺死那個法官，而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又回來了。

但畢竟「希望某個人去死」和「殺人」之間，還是有一大段距離。剛開始有殺人的念頭時，他還是有點恐懼，從咖啡館出來的時候，感到頭暈，不大站得住。然而過了半天，這樣的恐懼就消失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哲學轉折，當他在和女學生談自己的念頭時，用的不是存在主義，不是尼采或馬克思，而是一個康德式的論證，或是說一個規則功利主義的論證：「如果某個人死去，能讓世界變得好一點，就該讓那個人死」。康德等哲學家會不會主張這樣就可以殺人，我們不知道，但這確實是援用了這些哲學方法，也就是將主觀的意願（Abe認為那個法官就是隻該踩死的蟑螂），化為客觀的行動原則（脫離了具體情境，單純去看一件事情的好與壞、對與錯）。

這個哲學轉折之所以重要，在於「推動我們行動的力量」與「說給別人聽的理由」，極可能是兩回事。主觀的意願，無論再怎麼自私，都有辦法轉化為客觀的原則，你讀的書愈多，你就有愈多的「理論工具」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我可不是在談台灣的政治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們想或是不想跟某某人在一起，可能是因為長相、身材、貧富、身分，但這些東西很難說得出口，得編織一些理由才行，女的通常會說因為對方不體貼、有外遇，或說他瞭解我、這是真愛，男的則直接提出普遍性的原則（天下男人都怎樣，不怎樣就不是男人）。當然，理由說久了，自己也會相信這是真的。

Abe之所以要去殺人，是一種欲望的衝動。在這並不是殺人的欲望，而是挽救自己人生的欲望。為了拯救自己去殺人，這並不可恥，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合法（正當防衛）或光榮的（在戰場上抵抗侵略者）。但Abe的情形並不是這樣，他僅僅是因為感到自己無能而產生的厭世，並且他再不殺人，可能就真的要自殺了。殺了那個法官，等於是一命抵一命（他也考慮到，自己要怎麼殺人而不被發現），而按照他的哲學工具，真正的原則應該是：「甲與乙只能活一個，甲活著對人類有益，乙活著對人類有害，那麼該讓誰活？」光就這個原則來看，我們會說該讓乙活著。但這個原則Abe說不出口，因為一個是覺得自己沒有用而自殺，另一個是殺人。因此當這個原則（讓世界更好）與具體情境（為了讓自己活得好而殺人）結合在一起時，我們會覺得「怪怪的」、「不能這樣做」。這就是那位女學生的想法，她覺得不能因為這樣就殺人，抽象原則與具體情境之間的那道溝她跨不過去，但如果要講道理，她也絕對講不過哲學教授。

以上是電影的前半段。伍迪艾倫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半段拍得相對沈悶了些，但在後半段，也就是動了殺人念頭後，劇情與節奏似乎也從黑白轉向彩色，哲學問題的探討也會從抽象世界回到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