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澤明，《醜聞》

一個騎機車到山上作畫的畫家，遇到一個沒趕上山區巴士的女子，一問之下，知道她正好要去同一間溫泉旅社，就提議畫完之後載她一程。到了旅社，他又到她的房間敲了門，進去聊了會天。兩人在陽台眺望風景的時候，讓八卦雜誌的記者拍到一張相片。原來女子是個名歌星。記者把底片交給雜誌社老闆，老闆就找人編造一段故事，說是所謂的純情玉女歌星其實早和男人私自約會。

畫家看到報導，立刻趕到雜誌社理論。老闆不理會他，一怒之下他揍了老闆一拳，惹來更多的負面報導。之後有個律師來找他，說要免費幫他打官司。畫家不大敢相信，就稍微查了一下。他先到律師家裡，只看到他女兒，聊了幾句，就去律師的事務所。事務所位於頂樓，一個加蓋的破房子，空無一人，一片凌亂，辦公桌堆滿了賽馬雜誌。畫家搖搖頭，轉身要走，但就在要離去的時候，看到門柱上掛著一張相片，正是律師的女兒，於是他決定委託這位律師。原來律師女兒患了結核病，一躺就是五年。但女孩不覺得自己的生活痛苦，因為她能看到庭院的花、鳥、樹，以及室內掛著那件母親為她縫製的婚服。對生命的想像及對婚禮的憧憬使她忘卻一切苦悶。

想不到這律師卻騙了他。在知道畫家找了他之後，他就去雜誌社，跟老闆說他的訴訟策略。當下並沒有談妥什麼，但老闆知道這律師的路數，就到賭賽場找到律師，給他不少錢，讓他在一輸再輸的情形下仍能一賭再賭。於是律師就配合雜誌社，使得訴訟過程一路慘敗，連律師的女兒都跟畫家說，她父親一定有問題。儘管畫家也不排除這樣的想法，卻仍然相信律師，因為他相信律師的女兒，他也相信「壞人不會有這樣的女兒」。

宣判的前一天，律師的女兒死了。或許因為如此，在法官宣判的前一秒，他忽然天良發現，取出雜誌社老闆給他的一張支票，當作雜誌社誣陷兩人的證據，使整個案情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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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影片的核心是「證據」。在法庭上，有被告（雜誌社老闆）的物證（相片）、人證（溫泉旅店老闆夫婦、攝影記者）。但原告方面卻沒有任何證據。經過幾次開庭的挫敗，原告回到當天作畫的山上，找到作畫時圍觀的幾個老人，要他們作證，說男女雙方並不是共同出遊，而是路上巧遇。沒想到被告律師卻問，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證人，沒有在一開始就提出，就算不容易找到人，也要告訴法庭有這樣的證人存在。怎麼可能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草率提告，幾次開庭後才忽然冒出幾個證人。原告律師無話可說，而這幾個證人所說的話，自然也就不被採信。

原告方面的唯一證據，就是律師拿出的那張支票。光看這個層面，這個結局僅僅是在粉飾太平。因為我們大可想像另外二個不同結局：首先是律師沒拿出這張支票，第二是根本沒有這張支票，一切金援都是現金支付，因此沒有任何證據。在這二種情形，原告都不可能獲勝，並且反而在現實生活中更有可能發生。黑澤明的結局，可能是為了不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該片拍攝於1950年）；但目前也有愈來愈多的電影，選擇的是後面這二種結局，也就是善惡無報的現實主義。不過對我們來說，結局是什麼，其實也不重要。

這就把我們帶到「證據」的另一個層面。之所以講證據，並不是為了相信，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人的天性是要去相信別人的，只有當我們知道人會說錯，甚至說謊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學習懷疑。永遠懷疑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發明了「證據」這個東西。要求證據是針對不同的事情與不同的說話者，我們所懷疑的，是事情的利害關係人（當事人），以及與他們情感相連的人（親友）。與這些距離愈遠愈陌生的人，就會愈容易取得我們的信任。至於不會說話的物品就當然更好，因為不會說話的東西也就不可能說謊。

這樣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其實不能。畢竟關係是建立起來的，原本的陌生人，能因為威脅利誘等等方式而成為利害與情感關係人。至於物證，原本就不是物品本身，而是人對於物品所說的話。一張相片不足以成為物證，加上一個說明，必要的話再加上一份鑑定報告，才能成為證據。有再多的人證物證也是如此。儘管證據在資訊層面都正確無誤，但這些資訊仍然只是片段，而我們所需要的卻是「整體」。由片段資訊到整體，仍必須有人用話語去進行編織。這些用話語去將片段組合起來的人，與當初經歷事件的人，可能有同樣的缺點，會說錯、會說謊，怎麼能夠期待他的編織無誤？

原告律師私下說，他以前總是受騙，總是看著騙子成功，於是這次他也要去騙別人。而按照畫家的說法，律師不是壞人，如果他沒有做出最好的辯護，或許是因為他的軟弱。這個受騙與軟弱之間的關連，不只發生在律師身上，也發生在我們的訴訟制度，甚至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我們不相信某些人，是因為不願意上當；不願意上當的原因，是因為害怕聽了假話會做出錯誤判斷。我們的制度聰明，其實是來自我們的內心軟弱。這些不讓我們上當的證據制度，讓我們丟棄了原本的「信」，改以「不信」為出發點，去相信另一些人。再加上制度的背書，我們更容易無條件相信這些人。於是在繞了一個大圈後，換來的正好是我們的「輕信」，這才是真正的醜聞（scandal這個字，原本的意思是跌跤）。

輕信的醜聞無法靠證據挽救。在影片中，即使被告律師提出支票，也未必是絕對的證明。支票可能是偽造的，也可能是雜誌社老闆用來支付其他費用，與案件完全無關，卻被原告律師編了另一個故事用來反擊。不想在輕信中跌跤，只能回到原本的「信」，這就是影片的另一部分。

最後一次開庭，在法官宣判前，畫家說：「我不懂法律訴訟。我以為只要自己沒有錯就夠了，其他的一切我交給法庭。」「你們看看我和另外一位原告，我們會是說謊的人嗎？」當然，他這樣的訴求不可能有效。但因為沒有證據，因此這些話可以完封不動被他方律師所用：「你堅信自己是對的，我的當事人也堅信自己沒有說謊。」

法庭上如此，法庭下也是這樣。相信不是一種傻，而是一種能力，能從人的言行舉止，生活環境與習慣，去判斷他會做或不會做什麼，說了或沒有說謊。而如果我們早已失去這種能力，又怎麼可能不去懷疑，也就是說，不輕信？但或許正因為他是畫家。長年以來的專注觀察，使他不僅會畫，也會看。使他還保有相信人的能力，相信律師的女兒，並從他們的父女關係去相信律師。當審判結束，記者問他是否高興的時候，他說贏了訴訟固然高興，但和看到一顆星星的形成相比，這高興不算什麼。所謂星星，指的是他的律師，停止欺騙的行為，回到一個誠實的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了故事的關鍵。之所以會發生這一切，正是因為女歌星對畫家的相信。讓他從山頂載到溫泉旅社，讓他進入自己的房間聊天，儘管上了雜誌封面，也不認為畫家是故意下套讓她上當，而願意和他一起提出告訴。相信原本是人的天性，但經歷社會的洗禮，我們就必須以非常的智慧（畫家）與勇氣（女歌星）去喚回。相信是一場冒險，並且極可能失敗。這代價不可謂不大，但仍然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