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凱撒》，之二，凱撒死後

莎士比亞的《凱撒》共有五幕，第三幕位於全劇中心，在敘事上對前兩幕做了總結，並且為後兩幕展開前導。這一幕可以說是全劇的縮寫，甚至也能抽離出來成為一部獨立的短篇作品。在內容上，則是以戲劇手法演繹政治的哲學與歷史意含：在凱撒倒下之後，謀刺黨的凱西阿斯與布魯特斯，以及凱撒黨的安東尼各自對大眾做了演講，結果是安東尼獲得群眾的擁戴，謀刺黨人被趕了羅馬。從前兩幕的鋪陳看來，這樣的結局似乎有點出人意外。凱撒的死亡看起來有絕對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為什麼會被安東尼翻盤？當然莎士比亞的劇作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而我們在這裡要談的並不是歷史，而是莎士比亞所給的解釋。

1.      謀刺黨人

凱撒倒下，一名謀刺黨人立刻喊了起來：「解放！自由！暴政死亡！」（Liberty ! Freedom ! The tyranny is dead !）。他所喊出的，是謀刺黨人共同的心聲。所謂的解放與自由，在前面兩幕中並沒有出現，也就是說，在他們平時的討論中，並沒有說要為了爭取自由與解放。因為這些人並不是羅馬人的奴隸，而是上層階級的人物，們在人身自由上並沒有任何限制。他們感受到的，是一種內心的壓力，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息。在莎士比亞的安排下，這一聲喊叫不僅是內心壓抑的抒發，也把他們從勝利的幻夢中喚醒，提醒他們進行下一步的工作。或許某些謀刺黨人而言，殺死凱撒就是終極目的，因此原本並沒有所謂的下一步工作。但凱撒一旦倒下，身心所受的壓力一旦解除，他們馬上意識到在殺死凱撒之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否則極可能給自己惹上殺身之禍。

在這三句口號中，最有問題的是「暴政死亡」。因為這完全是謀刺黨人的內部情緒，而廣大的群眾則可能並不這麼認為。他們若是覺得凱撒是死於無辜，認為謀害凱撒並不正當，謀刺黨人就危險了。於是凱西阿斯跟著喊道，要立刻派人去各個公共廣場，「宣講解放、自由與獲得自由 (enfranchisement)」。他沿用了前面說的自由與解放，卻沒有提到「暴政」一詞，而把它改成了獲得自由，或是說重獲自由。為什麼不要提tyranny？這個字原本並沒有「暴」的意思，指的是以不合於政治秩序的方式去獲得王權，這樣的人可能是暴君，但也可能是明主。也就是說，原本的意義是「僭」或是「篡」，後來才演變出「專政」甚至「暴政」的意含。在被謀刺之前，凱撒是當時總攬大權的獨裁官，而不是羅馬的王。他的官位並不是篡奪而來的，甚至當安東尼要為他獻上象徵王冠的桂冠時，他還拒絕了三次。因此儘管在謀刺黨人的眼中，凱撒是位tyrannt，不僅要自立為王，還專橫霸道。然而在人民的心中，可能就不是如此了。因此他們必須四處演講，告訴他們（某種意義上的洗腦）在凱撒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liberty與freedom的意含要比tyranny來得主觀也比較模糊，在宣揚的時候比較容易獲得成功。因此他即刻把同黨所喊的tyranny換成enfranchisement，也就是重獲被凱撒剝奪的自由。

這裡有一段小插曲：當凱撒遇刺的時候，元老院的一名元老在旁邊嚇傻了，謀刺黨人要他盡速離開，並且表明他們只會殺凱撒一個人。布魯特斯立刻想到，在發生動亂的時候，不要先急著說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首先要做的是安撫人心，確保大眾的安全。於是布魯特斯接著說道：「讓我們走向廣場，高呼：和平、自由、解放！ (peace, freedom and liberty) 」。他保留了凱西阿斯的自由、解放，卻拿掉了重獲自由，同時把和平給加了上去，並且是放在自由與解放的前面。這樣的口號所展現的，是把羅馬人的安全放在最上位，也展現出他對羅馬的愛以及大公無私的心。

「人是政治的動物，因為在所有動物中，人是唯一會使用語言的」，這是亞里士多德的看法。而從上述三個不同口號的轉變，莎士比亞則告訴我們：政治行動並不是殺一個人、打一場仗，「言語」才是其中的關鍵。在殺了凱撒之後，一個全新的政治語言必須誕生。但這會是什麼，謀刺黨還沒有清楚去探討。在他們所呼喊的口號中，liberty與freedom並沒有在先前的討論中出現， enfranchisement是要求凱撒釋放他們其中一人的兄長，peace則是用來要大家安靜。至於tyranny或是tyrant，凱西阿斯與布魯特斯曾經各自用過，但在他們要去對大眾說明的時候，反而放棄不用。因為儘管謀刺黨人將凱撒視為tyrant，但人民的想法卻不是如此。因此他們並不直接說凱撒是tyrant，而是做一番演說，激起群眾的情緒，讓他們自己說出得出這樣的結論。就這點而言，布魯特斯是成功的，因為在他對大眾演說後，確實有市民高喊：This Caesar was a tyrant.

2.      布魯特斯與貴族式的「民主」

在短暫的交談後，安東尼派了個僕人來傳話。莎士比亞藉著僕人的口，顯現作品的另一層政治意含：

Brutus is noble, wise, valiant and honest 布魯特斯是高尚、聰明、勇敢、誠實

Caesar was mighty, bold, royal and loving 凱撒是強大、勇猛、崇高、仁愛

乍看之下，這八種德行是類似的，如果要把這些打亂，然後任意選四個給其中一人，再把另外四個給另一人，好像也無所謂。但如果進一步想，就會發覺這兩個人的德行不但沒有重複，並且還是兩種不同的統治者、兩種政治制度的象徵。

聰明、勇敢、誠實是公民的德行，布魯特斯在這些方面的表現遠遠高於一般人的標準，他是公民中最優秀的人物，他的德行是公民中的最上品，對其他公民來說永遠是正面的，對羅馬也永遠是有益的。「高尚」是對布魯特斯的總結，他的出面表示要將羅馬引向aristocracy的道路，也就是由「最好的人」（aristo-）來統治。凱撒的德行則與此不同：強大、勇猛、崇高並不是公民的品行，而是超越於公民的品行。所謂超越，指的是能為國家帶來大利，也有可能帶來大害。凱撒可以把羅馬帶向強盛，但如果沒有律法節制，就會危害大眾（當然，羅馬的強盛會危害到鄰國，但這不是羅馬公民所在意的）。謀刺黨所看到的，或所「預先」看到的，是凱撒對羅馬造成的禍害，因為他們已經感到凱撒帶給他們的壓力（在下手謀刺之前，凱撒高傲地將自己比喻做永恆不動的北極星，以及眾神居住的奧林帕斯山）。這是所有人，包括安東尼也不能否認的，但他並不主張凱撒必須受到律法的節制，更不認為要受到謀刺黨人的制裁。安東尼提出了一項壓軸的德行：loving，是因為仁慈與友愛，凱撒不但是一名超卓的領袖，並且不會成為暴君，從而否定了謀刺黨人的正當性。

在安東尼的請求下，布魯特斯允許他向群眾演講，悼念凱撒。布魯特斯是貴族的化身，是最高尚的羅馬人。高尚（noble）是他的內在特質，而榮譽（honour）則是高尚的外在展現，是大眾之所以願意相信一個人的原因。布魯特斯之所以敢在謀刺凱撒後對大眾演講，正是因為他有榮譽，並且用榮譽來為自己擔保。布魯特斯要告訴大家，謀殺凱撒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第一點，凱撒是有野心的。但實際上，有野心並不是壞事，因為人民都喜愛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果凱撒的野心能夠給羅馬人帶來奴隸、帶來財富，那又有什麼不好？因此布魯特斯必須進一步說，凱撒的野心所瞄準的，不是外人，而正是羅馬公民。身為羅馬最高尚的公民，他把自己的貴族特質加諸在人民身上，或者是說，他想要激發每位公民身上的貴族特質：

「你們寧願凱撒活著，大家做奴隸死 (die all slaves)，而不願凱撒死，大家做自由人活著 (to live all free men)？」「誰是那樣的低賤而甘願為奴 (Who is here so base that would be a bondman)？」布魯特斯所訴諸的是人的高尚的一面，他用的方法是將自由人與奴隸對立、將高尚與低賤對立。他現在要獲得的，並不是貴族的支持，而是人民大眾，也就是訴諸「民主」（這與我們之後要談的安東尼的democracy有所不同）。主與奴是相對的，不贊成民主的人、不支持布魯特斯的人，就會被貼上「奴性」的標籤。沒有人喜歡這個標籤，於是所有人都開始擁護民主、擁戴布魯特斯。甚至喊出要為他的先人建立雕像、讓他當凱撒、讓他受冕為王。

但這樣的激憤能夠持續多久？我們提過（參看：凱撒死前）縱使凱撒是個有野心的人，但他並沒有實施過什麼暴政，是布魯特斯擔心凱撒日後會變為暴君，所以要讓毒蛇孵出之前，就先把卵給毀滅。毀滅毒蛇的卵是眾人所贊成的，但要怎麼才能證明卵裡面的確實是毒蛇？凱撒的野心是眼前的事實，凱撒的暴虐是未來的想象，事實與想像之間的關聯，對布魯特斯來說是很明顯的，但對與凱撒距離比較遠的公民百姓來說，或許就不是這樣了。布魯特斯要用言語將凱撒的野心與暴虐，在人民心中連結起來。但這樣的連結是抽象的、想象的連結，在沒有其他事物的對照下，確實有成功的可能。但這樣的方式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印記是不鮮明的，若是有相反的具體事件作為對比，抽象言語的力量就會減弱。

布魯特斯是高尚的，換句話說，可能是高傲的。在做完對大眾的演說後，他離開了，輪到安東尼上場說話。布魯特斯告訴大眾，安東尼的上台是經過他允許的，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比安東尼高貴許多。他並沒有留下來聽安東尼的演講，原因可能是他根本不想聽他說話。我們曾經提過，安東尼是個流連於酒色之中的人，人品的高度與布魯特斯有一段大差距。但如果我們比較布魯特斯與其他的謀刺黨人，我們就能發現他的夥伴處處提防著安東尼：在下手謀刺前，有人先把安東尼引開；而當安東尼要求上台演說的時候，凱西阿斯也竭力反對。唯一不把安東尼放在眼裡的是布魯特斯，他不至於不知道安東尼的能力，但或許他真的太高估人格在群眾中所能造成的影響，而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高貴的人格能使能尊敬，但不能使人愛，而在訴諸人類的力量時，愛遠比尊敬更有力。

3.      安東尼與democracy

安東尼是凱撒的朋友，也是他的下屬。他要為凱撒復仇，也要為自己謀取權力。他的最終目的是為自己還是為朋友，我們並不知道，但這不是我們的重點，因為無論他的目的是什麼，他所用的方法是同樣的。他是個酒色之徒，在人格上遠遠不如布魯特斯，在羅馬上層階級的影響力也有限。他有軍隊為他效力，但軍隊無法在羅馬城內橫行霸道。他必須將謀刺黨人趕出羅馬，才能派遣軍隊與他們作戰。憑他的力量是做不到這點的，因為他在羅馬城除了酒肉朋友，並沒有能夠同事的黨人。他只能憑藉平民的力量，將他們鼓動起來去趕走謀刺黨人。安東尼有他的政治地位，但他並沒有布魯特斯或凱西阿斯的那種人格力量，他只能憑藉自己的口才，再加上凱撒的德行，才有可能成功。

於是在這裡，安東尼成了democracy的化身。democracy並不是之前談布魯特斯時所說的「民主」，因為cracy的意思「力量」（希臘神話中的Kratos）而不是主宰。安東尼要訴諸「人民的力量」去為凱撒復仇，但要激起這個力量，就必須靠演說（在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劇作中，Kratos並不是物理的力量，而正是「言語的力量」，參看：希臘神話中的三種理性）。他沒有辦法像布魯特斯那樣，用自己的人格去影響大眾，因此他必須借助凱撒的人格。在先前說到的凱撒的四種德行中，mighty與bold是派不上用場的，royal不能由自己說，而必須讓群眾喊出：O royal Caesar（正如布魯特斯在演說中沒有用tyrant這個字，而是在他演說後由群眾說出）。這時能起關鍵作用的，就是先前所提到的loving，君主的這項德行，足以讓人民願意去服從他，這就是安東尼所要談的。

但安東尼的演說並不使用抽象言語，而是用具體事例：凱撒怎麼對他，凱撒怎麼為羅馬帶回錢財與奴隸，凱撒怎麼為窮苦的人流淚，凱撒的遺囑又給羅馬人帶來什麼。就對人的感染力而言，具體的小故事在即時的渲染上比不過慷慨激昂的抽象話語，但若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故事的力量就能勝過一切。在莎士比亞的安排下，安東尼並不是講完一小段，民眾就立刻喊道要除去謀刺黨人，而是在斷斷續續說了幾段之後，民眾的情緒才達到最高點。離題一下，《撒母耳記》中的大衛，《福音書》中的耶穌之所以能夠感動所有讀者，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敘事方式。相對於此，《論語》中的孔子由於缺乏了具體事情，甚至連說話的脈絡也沒有，因此後世的年輕人無法體會為什麼孔子的弟子儘管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還是要跟隨他。

在安東尼講到凱撒的小故事的時候，再三強調布魯特斯、甚至謀刺黨人中的每一個都是honourable man（梁實秋：尊貴的人；朱生豪：正人君子），因此他們做的事是不會有錯的。但問題是，如果謀刺黨人是不會錯的，凱撒又怎麼會有那種仁慈愛民的言語與行為？這樣的矛盾對比，把人民心中的理智進一步激發了起來，展現出他與布魯特斯相較下的高明之處：要催動群眾的情感，不能僅僅訴諸高貴的情操，而必須讓他們自己的理智去為情感背書。但催動民眾的理智必須適可而止，如果他們動用了高度的理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民不以「懶人包」來進行判斷），讓他們進行全盤深入的分析，可能不會再支持自己，反而會跑去站在對方那邊。因此每一個想要引導群眾的人，都必須知道要激起群眾的幾分理性，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而在每個時空脈絡中，所使用的方式與所進行的程度都有所不同。

凱撒、布魯特斯、安東尼分別是三種政治人格的代表：凱撒是君主人格、布魯特斯是貴族人格（由最好的人來統治，而不是世襲的貴族制度）、安東尼是民主人格。然而無論是哪一種人格，都必須借助於人民的力量。也就是說，所有政體都是民主政體的變形。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大於一群人，而我們在討論政體區別的時候，也不要忘了君主政體並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因為他的侍衛、大臣、軍隊等等，並不是他的一部分，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任何一種政體的維護，都需要拉攏「其他人」。凱撒是用情感與財產去鞏固人民的向心力，布魯特斯則訴諸人心中的高貴成分，也就是名譽與榮耀。布魯特斯的言詞固然能夠激起群眾的情操，但在沒有物質與情感的基礎下，這樣的情操能夠維持多久，是很難說的。反倒是對於有錢人而言，他們正是需要名譽、榮耀這些東西，因此貴族政治實際上是很難持續的，並且常常轉變為寡頭政治（oligarchie，原意為由少數人領導，但人數的多少並不是這裡的重點，因為所謂的少數人，指的正是有錢人）。

安東尼不僅具有民主的人格，他的智謀也是在民主政治中所不可或缺的。莎士比亞要告訴我們的或許就是：民主是人民的力量，但不是一種主動的人民力量，而是受到激發、鼓吹、煽動的被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