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回想色諾芬的《希耶羅或論僭政》

希耶羅是一位僭主(turannos),這個字在以前通常被譯為暴君,而僭政也就因此而被譯為暴政。這樣的理解並不妥當,因為僭主這個字並沒有暴君的意思,而是泛指一切不是因為繼承而取得王位的人。當一個王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就像你在街頭隨便問一個人,要他明天開始就去當中華民國總統,剛聽到他可能會滿心歡爽,但如果仔細想個半小時一小時,絕大多數的人應該會覺得還是不要蹚這渾水來得好。因此如果沒有什麼過人的享受,人是不會要去當僭主的,而一旦當上僭主,也很難不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胡作非為。但正如尼貝龍根的故事所說的,法夫納千辛萬苦獲得了絕世寶藏(或指環),但為了怕被別人奪走,只能化身巨龍去守護寶藏。想要享用寶藏的人,反倒成為寶藏的奴隸,這種困境並不專屬於法夫納,因為患得患失原本就是所有人都會有的心理。 

色諾芬的《希耶羅》也是以這樣的困境開始。以智慧著稱的詩人西蒙尼德,到僭主希耶羅那兒,當他們兩人都有閑的時候,開始聊了起來。西蒙尼德以好奇的態度,簡短地問了幾個問題,他說,大家都羨慕僭主的生活,因為與一般人比起來,僭主的快樂可以說是無限大。希耶羅的回答卻是,一般人看到的只是表面,實際上他不但沒有從前當平民的快樂,反而增加了以前沒有的痛苦。因為現在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提心吊膽,在宮廷裡也必須時時提防。這樣的困境是從「平民」到「僭主」的身分轉變所帶來的,也可以說是「人」與「政治」之間的衝突。而這樣的轉變,則是僭主這種政治制度介入平民生活的結果,因此這本書的完整標題是《希耶羅或論僭政》,「希耶羅」是人的名字,「僭政」則是一種政治體制。這兩個標題的對照,正是要顯示「人」與「政治」之間的對峙。

《希耶羅》這本書的前半部所說就是:政治將人變成另一種人,成為僭主,讓他失去原有的快樂,甚至讓他沒有辦法再回到原本的平民生活。如果這樣的困境是由人的要求與政治的要求的衝突所造成,那麼我們自然會問,能不能藉由減少其中之一的要求,或是增加其中之一的比重,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裡面所做的,就是「減少人的要求」以及「增加政治的比重」。他不用「僭主」這個古早的名詞,而用自己新創的「新君主」去指稱以往被稱為僭主的君主(不過這個名稱也能用來指擴充國家領土的君主)。用這樣的名稱,表示現在已經沒有「由平民轉變僭主」這一回事了,存在的是「國家或某片領土有了新的君主」。新君主與僭主不同,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政治權力,而是依照君主國家的政體需求被安裝在主導位置(就像我們把一個新的作業系統安裝在原本的電腦裡面)。在新君主心裡沒有「曾經是個平民」這回事,也沒有「一旦登上王位,就要開始享受」這樣的念頭。他的存在意義就在於完成君主國家賦予他的使命,而這個使命就在於建軍強國。換句話說,《君主論》中並不存在人與政治的對峙,因為在「國家利益」的要求下,人已經完全被吸收到政治中,去滿足那個「給定的任務」,並且以任務的滿足去造就自己的偉大。

《論僭政》這部書的後半部呈現了另一個方法,這一部分先由西蒙尼德闡述,並且由希耶羅簡短發問。西蒙尼德所述的城邦並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也沒有擴大疆域的欲望。他要讓僭主放下實際管理與懲罰工作,而將對人民的獎賞握在手裡,也就是在使人民害怕與愛戴之間,去選擇後者。由於僭主的尊榮地位,他給出的獎賞比任何人所給的都更為人喜愛,更能引起主導人心的作用。他讓人民富裕,並且讓軍隊去保護人民,以此獲得更多人的愛戴,並做為自己一切享受的基礎。僭主並沒有從國家那兒獲得什麼使命,他做的一些都是要讓自己獲得更大的快樂,並且避免政治社會所可能帶來的痛苦。

我們再回顧一下色諾芬著作的標題:《希耶羅或論僭政》,他並沒有把這兩部分結合起來成為「僭主」。也就是說,希耶羅並不因為成為僭主就必然成為「另一種人」,他還是從人的角度,也就是從快樂與痛苦去衡量一切。當一個僭主不因為自己的身分改變就忘了自己,他就不會擴充自己的欲望從而使自己陷入危機。一般人所有的欲望,不外乎飲食、美色、財富、友情以及榮譽,在這些欲望中,前面三種是物質的,在這些方面的過度擴展就必然會導致其他人的減縮。但友情與榮譽卻與此不同,不會因為自己的提升而造成他人的減少。僭主正可以善用他的政治社會,去追求這些不會過度的快樂,並以這些快樂與他的地位相配。

馬基雅維里當然會對色諾芬的觀點嗤之以鼻,因為他認為,人民對君主的愛是不可靠的,使人民心生畏懼,才是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因為使他人畏懼的決定權在自己,而想要讓人愛戴就等於把自己放在別人手上。

從這些方面來看,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耶羅》與十六世紀的《君主論》,是兩本必須對照閱讀的小書。我們甚至能說,馬基雅維里在寫作《君主論》的時候,心裡也不時想到《希耶羅》所提出的問題。然而在閱讀的順序上,我們是從五百年前的《君主論》開始,再回溯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耶羅》。這種逆時閱讀的目的在於,《君主論》這本屬於現代的著作,其中的許多論點對我們來說是熟悉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也符合我們所認為的專業標準或學術標準;《希耶羅》則像是誰都能讀的通俗著作,並沒有引經據史,充滿了老生常談,不像是一本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但話說回來,所謂的「學術價值」,會不會正是伴隨著《君主論》這樣的著作以及後續的討論所出現的東西?這樣的著作創造了一個世界,我們在這個世界中生長,從而用在這個世界中所獲得的東西去評判一切,而毫不察覺自己其實處在柏拉圖所說的「洞穴」中?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色諾芬的論點有點像唱高調,馬基雅維里說的似乎更為接近現實。但實際上,這並不是理想與現實的區別,因為現實是會改變的,馬基雅維里的現實或許也僅僅對現代人而言才有意義。話說回來,馬基雅維里也已經是五百年前的人,他的論點多少也有些過時了。在今天的民主時代,無論是讓人愛戴或讓人懼怕,都不能獲得成功。成功的秘訣在於討好:父母討好子女、教師討好學生、政治人物討好廣大群眾。因此在《論僭政》與《君主論》之後,似乎要有(或許早就有了)一本更符合我們時代精神的小書,名字就叫《佞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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