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活在一個充滿迷信的世界。 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蘇格拉底事件」，也就是一個智慧的人被城邦處死，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在現代的。因為我們的憲法有言論自由給我們保障一切。嗯，真的是這樣嗎？
4. 蘇格拉底與說話術
在《自辯詞》的一開始，蘇格拉底說，控訴他的人要大家要小心他的言詞，因為他擅長以言詞蠱惑群眾。但他自己則說，除了說出全部的真相，其他什麼也不會了。他既不會什麼法庭的言語，也不懂得高雅的修辭，只會用他平常在市場說的那些俗話來為自己辯護。這裡談到了兩件跟說話有關的事，也就是「說什麼」以及「怎麼說」。就前者而言，蘇格拉底說自己說的是真實的東西。但問題是，一段話語的真假，並不是那麼容易判斷。如果正反兩方都說自己所說才是真的，聽眾該怎麼決定去相信誰？於是「怎麼說」的問題，並不比「說什麼」來得不重要。當某種說話的態度為群眾所接受時，通常我們也會認為他的話是對的。同樣的道理，如果你接受過面試、演說、辯論的訓練，那麼（不管你說的話有沒有道理）在面對大眾或拿起麥克風的時候，說起話來總會條條是道。
更進一步，在說話這件事情上，我們要求自己的思考有條理、別人聽得懂、並且願意聽。這就是中世紀的三個基本學科（trivium）的內容：邏輯或辯證、文法、修辭，其中最能吸引人的就是修辭。修辭是的目的在於說服，說服是一把雙面刃，能用聽眾聽得懂的話語去讓他們理解一件困難的事，但也可能讓聽眾「以為自己懂」但其實完全是修辭術師的誤導。雅典人說蘇格拉底是個修辭術大師，這並不是什麼好話，因為這裡的意思指的正是顛倒黑白的騙子。但蘇格拉底說，他完全不懂修辭術，除非大家把「修辭術」跟「說真話」當作是一回事。
修辭術也就是演說術或說服術。這們學問針對的是聽者的心理或靈魂（psycho這個字根在希臘文是「靈魂」的意思，現代心理學不大談這個東西，因此就有人就說這是「沒有靈魂的心理學」，等於是玩了一個語言遊戲），所以學習修辭術的人，一定要摸清楚聽者是怎麼樣的人，也必須學會「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的本領。在柏拉圖的著作裡，靈魂有三個部分：理智的部分、血氣的部份以及欲望的部分。說真話的修辭術，是要說服靈魂的理智部分，這工作是很難的，因為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雅典人對他的詆毀已經有幾十年了，靈魂經過長時間所培養出來的習性，不是靠一場訴諸理智的演說就能改變得了。而蘇格拉底的對手所說服的，是靈魂的血氣部分，儘管在理性思辨上經不起考驗，但他們仍要憑著血氣指控蘇格拉底。血氣並不是欲望，在那些認為蘇格拉底該死的人之中，固然有一些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但也有人是真心實意認為蘇格拉底敗壞青年、不敬神祇，甚至可能帶來城邦的毀滅。
修辭或說服這樣的字眼，讓人覺得好像只要動一動嘴就行了。但實際上遠遠不是如此。說話的語調與表情（例如電視廣告中成熟而誠懇地中年男子腔，有點呆的少女嗓音，或是帶有外國腔甚至是直接說外國話），手上拿的東西（所謂的有圖有真相），都可能讓某些特定觀者掏錢，或是煽動另一些人的血氣。蘇格拉底說，有許多人會把自己的媽媽、太太、孩子也帶上法庭，在那邊哭哭啼啼以博取審判員的同情或信任，這些自然也是說服術的一環。這些我們其實也不陌生，因為在媒體面前把媽媽、太太或孩子搬出來，這種做法在台灣再平常也不過了。
5. 異邦人與替罪羊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說法庭對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場合，大家應該能體諒他不知道怎麼說話才得體，就像如果他真的是個陌生人（異邦人），在場大眾應該也不會要求他以標準的雅典語說話。他為什麼要把自己比做異邦人？
在那個時候，異邦人通常是有些本事的。最有名的修辭術師與最有名的智術師，高爾吉亞以及普羅塔哥拉都是異邦人，而異邦人中也不乏尋求庇護的王公貴族。然而這些並不是蘇格拉底在雅典人中的形象。因為異邦人中也有另一個角色，就是可疑的外來客，本邦鄉土的污染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狄奧尼索斯與俄狄浦斯，這兩個人都是在忒拜城出生，但都是在異邦長大，最後又回到忒拜城。他們是道道地地的忒拜人，但在大眾眼中，他們卻是異邦人。狄奧尼索斯無意獲得什麼政治地位，但他的特異行為卻像一位新的神祇，吸引了城邦裡面的所有女人；俄狄浦斯則是用推理思考去解決一切，他無視傳統、破壞習俗、反抗神諭，成為一位城邦的開明獨裁者。
蘇格拉底是狄奧尼索斯與俄狄浦斯的結合，他帶有前者的魔力以及後者的理性。因此前者所造成的性別對立與後者帶來的新舊對立，也在雅典城中引起來年輕人與中老年人的對立。蘇格拉底固然受到一些年輕人的喜愛，給城邦帶來一點麻煩，但這樣的麻煩最多是像讓馬虻叮了幾下，不會因為這樣而導致城邦的危機。蘇格拉底給雅典人找了幾十年麻煩，但他在政治方面的勢力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擴大，之所以拿他開刀，是因為城邦面臨了其他危機。社會大眾要解決問題時，找了一個最簡單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在一個人頭上，如果這個人又正好是個外來客，那就更方便了。這就是所謂的替罪羊。替罪羊不見得是一個人，可能是一個組織（例如所謂的恐怖份子或某些宗教團體）、一個制度（聯考、軍訓教官）、或一段生活（例如兒童時代所受到的體罰或某些其他陰影）。這樣的現象在當今社會，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
6. 古代與現代的個人
蘇格拉底與雅典城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緊張關係，這樣的緊張對峙在希臘文獻中是不陌生的。我們之前談過，荷馬的《伊利亞特》裡面有英雄與群眾之間的緊張；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是愛智者與大眾意見的緊張；色諾芬的《希耶羅或論僭政》，則是人（從平民轉變為統治者）與政治體制之間的緊張。數百年後的福音書（同樣是以希臘文寫成）儘管距離較遠，其中仍然有同樣的衝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段，是當一位女人用昂貴的香膏抹在耶穌頭上時，有人說：「為什麼這樣做？把香膏拿去賣了，可以救濟許多窮人。」耶穌聽了並沒有說：「是的，我們必須發揮人飢己飢，我為人人的精神」，而是：「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這樣的緊張關係把我們帶到一個與「個人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由主義」的問題。我們可能認為，這些東西是「進步的現代」產物，古代並沒有這樣的觀念。但如果我們將剛才提到的那些希臘文獻，與現代的國家利益、社會契約論以及彌爾《自由論》中對於「個人自由的界限」做對比，或許可以發現現代的個人主義其實是以「與群體的配合」為基礎。群體有兩種理解方式，一種是「更大的個體」，例如國家民族這種聽起來很抽象的東西；另一種群體是「個體的集合」，而代表個體的集合並且對個人施予制裁的，就是法律，或是說每個國家的實證法。無論是國家或法律，都是把個人當作「一分子」。
但如果把觀點由現代轉換到希臘世界，去看看希臘社會中的「一分子」，情形又不一樣了。個人的力量要得到彰顯，就必然與群體作對，不可能有「既」滿足個人「又」滿足群體這麼便宜的事。以希臘英雄為例，他是城邦的一分子，他受到群眾的讚賞與認可，但他隨時可能卻隨時可能讓城邦受到損害。蘇格拉底的智力獲得認可，一般的人智力就要受到羞辱；開明僭主追求一些享受，平民大眾的財產就會受到損失。用現代人的觀點去看《伊利亞特》，我們會說阿基琉斯因為與阿伽門農鬥氣而拒絕出戰，完全是自私並且對不起國家民族的行為。但如果我們用一個外星人的觀點來看這些，或許會有另外的看法：庸碌之眾有什麼資格要求英雄來保護自己？不追求自己智力與體力的增長，打著愛好和平的旗子要求別人不要找自己麻煩，或是以所謂的國家榮譽去要求一個運動員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些會不會只是我們猥瑣私心的遮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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