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當作一種教育的方式，在世界各個地方都是不陌生的。在古希臘，故事就是所謂的muthos，這個字在中文被翻譯作「神話」。這樣的翻譯是有點狹隘的，因為muthos不見得以神為題材，例如伊索寓言（muthoi aisopou）就同樣是以muthos為名。另外一種的教育方式是以論述（logos）進行，論述能夠使思想更為聚焦，將事情解析得更清楚，並且提出明確的贊同或反對意見。然而論述也有一定的缺點，最重要的就是沒有辦法引起共同的討論。一個好的故事能夠讓人去討論、反思其中的人事物，一個差的故事就僅僅是教條的偽裝而已（例如在網路上每天看到的那些）。
在柏拉圖的著作中，有很多神話的片段，有些是蘇格拉底所說的，有些不是。但儘管蘇格拉底是柏拉圖作品中的第一號人物，但並不能表示其他人所說的神話就不重要。我們所要介紹的第一個神話，就是由當時著名的智者普羅塔哥拉所說的。普羅塔哥拉是一個靠教學賺錢的人，他所教的並不是一項專門的技藝，例如樂器演奏或是製作衣鞋，他所教授的是政治技藝（politikè tekhnè），也就是說，他號稱自己能夠帶給公民一種政治生活中的美德（aretè），意思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卓越。具有政治美德，也就是具有政治技藝中的卓越，人就能夠參與國政，甚至領導國政。
然而對蘇格拉底來說，這種「教學」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並不是沒有人具有美德，也不是沒有人可以領導國政，而是這樣的能力沒有辦法透過言詞上的「教—學」獲得。
這個對話發生在一個公共場合，對雅典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當然想要知道普羅塔哥拉的說法，而不是蘇格拉底的。因為這些年輕人都是有政治抱負的，他們樂於求知，並且樂於參與政治生活。如果花一筆金錢就能讓他們獲得政治技藝，甚至成為其中的卓越者，那麼這樣的投資就再美妙不過了。為了回答蘇格拉底的質疑，普羅塔哥拉自然要講一段美妙的神話作為開場白，先在年輕人的心中打好基底，接著再用論述來使他們深信不疑。
神話是這麼說的：
很久很久以前，這世界上只有神，沒有人、也沒有動物。之後輪到了人和動物來到世上的時間，神就在大地裡面，用土（肉體的部分）和火（靈魂的部分）去做成各種動物，然後要普羅米修斯與耶比米修斯這對兄弟，去把各種性質與能力分配給他們。耶比米修斯動手做了，他和兄弟說，分配的工作就交給他來辦，最後再由普羅米修斯來檢查有沒有缺失。即然所有動物都是神做出來的，他的分配自然要讓每一種動物都能生存下去。於是他「讓有些動物強壯卻缺乏敏捷，有些則敏捷而缺乏強壯；他給某些動物武器，卻讓一些生物沒有防禦的本領。不過，他替這些無法防禦的生物設計了別的能力來保存自己。比如軀體微小的動物，就配上翅膀可逃，或寓居在地底下；對其他一些則增大體積，用形體來保護他們。」
動物除了避免相互毀滅，還要避免來自季節變化的毀滅。於是他給不同的動物不同的方式：毛皮、革皮、羽毛，還有厚掌、硬蹄，這些都能讓動物避過寒冬。至於在生命的維持上，他也給不同動物不同的食物’：草葉、果實，而那些無力抵抗肉食動物侵害的，則擁有較多的子嗣，使他們不致於滅亡。
在這些全部分配完畢後，他叫了普羅米修斯來做最後檢查。他的分配其實是無懈可擊，但普羅米修斯發現了一個嚴重的缺失，就是有一種動物赤裸裸在那裏，沒有任何特殊能力，沒有攻擊武器，沒有禦寒設備。但這種動物是最接近於神，並且是唯一有可能為神送上獻祭，也就是說，人。如果讓人就這樣進入世界，那麼就算沒有因為找不到食物而餓死，沒有被野獸吃掉，也會在季節變換的時候冷死。這麼一來，兩位神的分配工作就等於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讓人這種動物存活在世界上。糟糕的是，但分派給動物的資源是有限的，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性質與能力可以給予人類。於是普羅米修斯所能做的，就是去偷一些原本不是分配給動物，而是由神所獨享的東西。他偷偷溜到雅典娜與赫淮伊斯托的住所，把他們使用的火與各種技藝送給人類。
有了這些技藝，人類基本上能夠獲取食物、抵抗嚴冬，於是他們來到了世界。但人類的力量與速度比不上其他動物，加上在生育方面的胎數與長成時間比其他動物長，他們很難抵擋猛獸的攻擊。想要在這樣的威脅下存活，就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猛獸。然而群體生活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固然有可能對抗猛獸，但也有可能彼此互相傷害。因此無論是獨居或是群聚，人類都注定成為受傷害者。這時候普羅米修斯已經幫不了他們了，因為他盜取了天庭的東西，已經被宙斯綁了起來。另一方面，宙斯也不願意人類就這樣消失在世界上，畢竟人類給神造的祭壇、做的祭禮還是很不錯的。
於是宙斯打算把另外一種技藝派給人類，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技藝。這裡所謂的「技藝」（tekhnè）必須做廣義的理解，也就是一種配合有知識的能力，而不是一般意義下的技術或藝術。有了政治技藝，人類就可以組成一個城邦（polis），並且集結起來對抗外敵，因為作戰的技藝（而不是單打獨鬥）也是政治技藝的一種。
什麼是政治技藝？普羅塔哥拉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他僅僅說，宙斯要他的使者赫爾墨斯把aidòs與dikè兩種東西帶給人類。dikè是所謂的正義，什麼是正義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在名詞的翻譯上，幾乎所有人都譯為正義，因此進一步的討論就暫時放下。至於aidòs的翻譯就比較麻煩了，有榮譽、節制、尊敬、羞恥等等各種不同的對應名詞。不過在稍微後面一點的地方，普羅塔哥拉把aidòs換成另一個字sòphrosunè，這個字一般都譯為節制，因此我們就跟著用節制一詞。
節制能夠讓我們不去做錯誤、過分、缺格的事，正義則是有辦法對這樣的事進行判斷並且給出回應（賞罰是其中之一）。有了正義與節制，城邦中就能有和諧秩序（kosmoi）與情感的連結（desmoi philias）。
沒想到赫爾墨斯問了宙斯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怎麼分配這兩樣東西？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人類的技藝並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擅長音樂，擅長狩獵，有的擅長醫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能力不需要每個人都具有，一群人裡面只要有幾個就行了。但宙斯說，不能照這樣的方式去分配正義與節制，因為一個懂得醫術的人能夠讓一群人受惠，但一群人裡面如果只有一個人有正義、守節制，那麼他的正義與節制對任何人都不會有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想想《創世紀》中，神要消滅索多瑪與俄摩拉，亞伯蘭為他們求情的那段。當他說到「如果城中有10個正義的人」之後，並沒有繼續把人數下降到5人，1人，或許也是如此）。
普羅塔哥拉這個「所有人都有政治技藝」的論點，是完全吸引人的。他是個以教導政治技藝賺錢的智者（sophistikè），他的學生愈多，他的言論受到愈多人的歡迎，他的收入自然也愈多。他在希臘各個城邦講學，現在來到了雅典。想要開發自己的潛在學生，就必須讓每個雅典人都認為跟他學習是有用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有些人的政治技藝比其他人高明」。當我們把「所有人都行」這個假設與「某些人更行」這個觀察結合起來的時候，自然會問：為什麼如此？其實連問都不用問，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有答案：這些人正是因為經過學習，才變得比別人厲害。而如果我也想變得厲害，要怎麼做，要跟誰學，也就不言可知了。
普羅塔哥拉的這段演說，從動物的誕生講起，讓讀者彷佛置身於汪洋大海。他接著竟然能一步步使人入港，接受了了「所有人都能學、也必須學政治技藝」這個貌似真理，最後再讓大家停靠在「拜他為師」的碼頭上。這其實也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面向。古希臘民主與現代民主之間，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區別，但也有不少的共同點。柏拉圖藉由普羅塔哥拉所說的神話，透露出民主政治的一個秘密：民主政治無論在建立與維持方面，都需要煽惑。候選人的造勢晚會，與獨裁者所受到的忠誠擁戴，兩者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民眾的理智，而在於民眾的信念與自我認同。你不斷重複高喊「XX人最棒」這個前提，於此同時你慢慢將民眾引導到「跟著你更棒」這個結論（注意，這句話絕不能自己說，就像普羅塔哥拉在剛剛論述的結尾說，跟他學習的人，可以在學習完畢後自己決定要不要給他錢，以及給多少。這絕對是高招中的高招），成功必然是屬於你的。也因為如此，一天到晚把「民主」掛在嘴邊的政治家，他們內心信奉的其實是「民蠢」。
但誰能說他們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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