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哥斯（Gugès）是一個呂底亞地方的牧羊人。有一天在山上牧羊的時候，下起了大雷雨。他看到一個洞穴，就躲了進去。在裡面看到一匹青銅巨馬，還有一具巨人的屍體。屍體的手上戴著一枚指環，古哥斯就取了下來帶走。有一天，他和一群牧羊人聊天的時候，無意間動了一下指環，忽然就沒有人理他了。大家各自說各自的，彷彿他根本不存在一樣。正在覺得奇怪的時候，他又動了一下指環，於是別人又開始跟他說起話。反覆試了幾次，他發現原來自己從洞穴裡拿出來的指環具有一種魔法，只要轉動一下方向，就能讓自己隱形。在牧羊人知道自己有這種能力之後，就潛身進入王宮，先是勾引了王后，然後殺了國王取而代之。
這個故事是一個叫格勞康（Glaucon）的年輕人說的。格勞康是柏拉圖的哥哥，他和另一個兄弟阿迪曼圖（Adeimantos）在《理想國》中是蘇格拉底的主要對話者。兄弟三人都算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這樣說是因為蘇格拉底並沒有正式的學生），不過柏拉圖從來沒有在自己的著作中發過言。在柏拉圖的作品中，有各種不同的對話者，例如當時的社會名望。智術導師、話術導師、將軍、詩人或是青年才俊。在這些對話中，也有不同的對話動機：有的是蘇格拉底主動找他們交談，也有一些是要蘇格拉底說出他的看法。蘇格拉底在某些對話中，目的僅僅是要駁倒對方，有些時候是要引導對話者走向一條思考的方向。格勞康不是當時的名人智者，也不是蘇格拉底的質問對象。他算是一個晚輩，一個反過來要質問蘇格拉底的人。
格勞康並不是蘇格拉底的敵對者，卻對蘇格拉底發動最猛烈的攻擊。這樣的攻擊並不是為了駁倒蘇格拉底，也不是藉此成就自己的名聲。他的攻擊是出自內心的困惑，並且真心想要為自己找到答案。他認為只有最徹底的逼問才能激起最深刻的思考，獲得最真切的答覆，並且蘇格拉底正是一個可以幫助他們的人。然而他們也沒有把蘇格拉底所說的照單全收，而是不斷提出自己的質疑。
格勞康之所以說到這個神話，是從一段對於「公正」的對話來的。在這段對話中，蘇格拉底「戰勝」了當時一個有名的智者，特拉敘馬庫斯，迫使他認為公正的人生要比不公正的好。不過格勞康並不以為這場辯論說到了什麼真正重要的東西。一方面特拉敘馬庫斯的質問並不是很徹底，因此也不能激起蘇格拉底做出深刻的思考。這樣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所謂智者，指的是傳授知識並以此換取錢財的人，因此也可以稱為智術導師。他們傳授的並不是做麵包或使用武器的知識，因為這樣的知識並不是可以用「言語」傳授的。可以用言語傳授的，並且能夠讓大家願意付錢去學的，是一種能在法庭或是公民大會上發言的說話術。
善於使用說話術，可能是真正有知識的，但也可能只是唬弄無知大眾。然而在外表上，在淺層的發言與對談中，這些是看不出來的。在對付特拉敘馬庫斯或是其他的智術導師時，蘇格拉底的主要目的是駁倒對方，讓對方說不出話，讓大家知道這些人的無知，不見得是要討論出問題的真正出路。格勞康發起的攻擊，就是要討論透徹「公正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比不公正的好」。
格勞康說，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就是把兩枚這樣的指環，一枚給一個大家認為是不公正的人，另一枚則是給一個所謂公正的人，看看他們有了指環之後，做出來的事會不會一樣。當然，這裡首先要把技術上的問題放在一邊，例如萬一指環掉落，或是忘了轉動指環而被人發現。因為問題的重點正是，想像一個可以永遠做損人利己的事並且永遠不被發現的情形。如果做了不公正的事而被別人發現，別人自然就會同樣對你做出不公正的事，使你受到損害。一旦衡量了損人所受到的好處以及受損所受到的壞處，很多人會選擇不要損人，也不要受人損，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勸誡人不要行事不公正。但這樣的選擇並不是為了公正本身，而是為了所能帶來的好處。換句話說，在「公正」與「好處」之間，人們無疑會選擇後者。
格勞康進一步讓我們去討論這四種情形：
1做公正的事
2做不公正的事
A受到公正的對待
B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1和2是我們對別人做的，A和B是別人對我們做的。將1，2與A，B予以組合，我們能得到四種不同的結果。一般人會認為最好的結果是2A（只有我損人，沒有人損我），次佳的是1A（誰也不損誰），再其次是2B（叢林法則，各憑本事），最慘的是1B（我從不損人，都是人損我）。
不過這些組合是在靜態層面所看到的，若是在動態層面，我們就必須去在1和2以及A和B之間建立起因果關聯。我的公正或不公正，可能是對別人的公正或不公正的回應，也可能造成別人的公正或不公正。換句話說，我的行為是他人行為的結果，也是原因：如果別人對我是A或B的時候，我要用1還是2去回應？如果我對別人做了1或2，別人又會對我做A還是B？從我的觀點來看，不論我公正或不公正，別人如果公正都會對我有利（1A比1B好，2A比2B好）。因此幾乎在所有的歷史、所有的社會中，我們聽到的幾乎都是要求別人行事公正。反過來說，別人也必然會要求我行事公正。在彼此要求的情形下，社會中的人多半是以公正的態度彼此相待。當然，在少數的情形下我們會有一些出軌的舉動，也會因而引起對方的報復行動，這時原本的1A就會轉變成2B，所有的公平正義都被放在一邊。但人畢竟會感到彼此不公正的社會（2B）比不上彼此公正的社會（1A），因此他們會想要回到1A的生活。調解、司法等等工作，所走的都是這條正義復歸的道路。
1B或2A是比較不會發生的情形，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可能如此。白居易曾經有詩寫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筆下的周公與王莽（歷史上真實的這兩個人是不是如此，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分別就是1B與2A的例子。順著白居易的觀點，我們要考慮到「當時便死」與「當時未死」這兩種情形。在第一種情形下，他們就永遠停留在1B與2A；但若是第二種情形，周公就從1B轉變為1A，王莽則從2A轉變成2B。
這個轉變的關鍵，就在於我們「知不知道」別人，或別人知不知道我公正還是不公正。如果彼此共處的空間是開放的，人們就可能處在大部分是1A，小部分是2B的情形。但如果有辦法讓別人永遠不知道我做的是什麼，那麼不管別人怎麼對我，我都要一直做不公正的事，這樣才能永遠獲得最大的利益（2A比1A好，2B比1B好）。但如果很不幸地別人「從不知道變成知道」，那麼做不公正的事所獲得的利益就要失去了。因為2A會轉換為2B，甚至達到一個更慘的2C的程度，也就是別人用加倍不公正的方式來對待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永遠瞞住別人，因此與其做不公正的事，還不如捨小利而免大害，跟大家一樣做公正的事。
這就是格勞康的論點。也是康德所說的：「只要有理性，那麼就算是一群惡魔也能建立憲政國家。」也是所謂的「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要讓人去思考的問題。但格勞康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論點，他想要知道人去做公正的行為，是不是真的僅僅因為害怕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還是確實喜愛公正，認為公正比不公正好，並且永遠堅持公正的行為。實際上在家人與朋友之間，我們常看到的情形是不去做這些算計，因為我們心裡想的並不是「哪一種做法對自己最有利」，而是「哪一種做法對別人最有利」。然而一旦將範圍擴大到一個城邦或是一個國家，情形又不同了。利他的心會漸漸淡去，甚至原本那種對家人與朋友的情感，也要用一種算計的理性去處理。
格勞康丟給了我們兩個問題，一個是哲學上的：如果不考慮所會造成的利益或損害，公正是不是真的比不公正好？另一個是生活上的：就算我們知道公正本身比不公正好，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堅持公正的行為？要讓社會持續走在1A的道路上，靠康德所說的惡魔的算計理性或是另一種定言律令的理性，有沒有可能？還是我們認為，盧梭所再三強調的善良風俗，才是社會國家的真正支柱？但柏拉圖還要進一步問：善良風俗是怎麼造成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還是也有人的理性在內？所謂的politeia（《理想國》這本書的原名，這個字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是不是僅僅是一群條文的組合，還是要從兒童的教育開始去談社會風氣的形成？而如果這裡所謂的理性，跟算計理性與定言律令完全不同，又會是什麼，要怎麼去著手討論？或許對柏拉圖來說，這些才是政治哲學所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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