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倫，《非理性的人》，之三，旁觀者與行動者

之前談到的都是Abe的私心層面，以下要把Abe的私心與放在一邊，單純去看法官被殺這件事。

Abe不認為自己的殺人行為有什麼錯。當Jill質疑他的時候，他仍然堅持說自己是個道德的人（moral man）。但為什麼他這麼說？純粹是狡辯，還是真的這麼認為？照他的講法，不僅他的生活是道德的（moral live），他這次的殺人行動也是道德的。因為他救了一個女人與他的兩個孩子，並且他如果再不出手，就會有更多的人受害。殺了那名法官，不會有任何人因此受苦，只會有人受益，怎麼說都是對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完全把自己從「行動者」的角度脫離，成為一個純然的「旁觀者」。

對Jill也同樣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她認為這是個殺人行為，無論背後的理由再怎麼正當，仍然是殺人行為，因此Abe必須接受法律制裁。這兩個旁觀者之間的衝突要如何化解？可能有人會說，兩個都對。所以法官該死，但殺人兇手也不能逍遙法外，應該處死刑、終身監禁或至少關個二十年。這樣說的人，也同樣把自己當作旁觀者。

但如果我們不從旁觀者，而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看呢？所謂的行動者，一方是Abe，他基於自己的旁觀者角度，為自己的行動找出了一個理由或藉口。另一方是法官、檢察官、法醫，。在Abe殺了人後，一開始的檢定報告是死於心臟病，但由於法官原本的身體很好，也沒有心臟病的病史，所以才進行解剖驗屍，發現他是中毒而死。我們現在假定，法醫、檢察官、法官不認識Abe這個人，也認識不到他行動中的私心。然而他們可以（怎麼辦到的就不管了）知道Abe基於旁觀者角度所說出來的理由，也絕對只有他們知道是Abe殺了人。而他們則必須依照這些理由去為自己的行動做決定。他們之中任何一個都有能力「在技術上」做出一份沒有任何漏洞的報告、不起訴處分書或判決書，讓Abe不被定罪，並且不會受到任何質疑。

如果你是這幾個人，你怎麼做？

如果你是法官，判了Abe有罪，法律上的原因是因為他殺了人，至於殺人的原因與主觀意念，則可能用來當作量刑輕重的依據。但我們也可以不這麼想，不去區別所謂「違法」與「責任」或其他的所謂階段問題，不是「行為與結果用來定罪、原因來量刑」，也不是「行動用來定罪，思想用來量刑」。因為行為與原因、行動與思想原本就是一體。雖說為了思考問題時的便利，我們可以將違法與責任區別開來考慮，但這樣做並不表示有兩樣東西在那邊，因為最後我們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了挽救母子三人的情感生活而奪去一個法官的生命，罰，還是不罰。

這其實是一個分階段進行的問題：

1.      - 母子三人的感情生活被破壞，是誰造成的？ - 法官

2.      - 法官為什麼這麼做？是不是因為他被蒙蔽，認識不到事情的真相？ - 不是，是因為他認識對方律師，可能還收取了賄賂

3.      – 法官是不是無辜的？該不該受到懲罰？受到報應 – 不無辜，該受罰、受報應

4.      - 以殺死他作為報應，會不會太過份了？你會不會認為，「法官的罪不至死」，因為「母子三人『不過是』失去感情生活，法官卻是失去生命」？難道生命不是比一切可貴？殺人不是比一切罪行都要嚴重，除了社會上或戰場上的正當防衛，永遠不可能正當化？

1.到3.都容易回答，4.難了些。生命是不是真的至高無上，其實很多人不這麼認為，至少在但丁的《神曲》裡，殺人等暴力犯罪是在地獄的第七層，第八層是詐欺犯，第九層則是背叛者。在美國，一個法官所能享有的資源與待遇，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在上任前，他當然也立過誓言（影片提及）。但他卻為了私人的交情或其他可能的利益（影片未詳細交代）而不只一次違背自己的職責，這難道不屬於背叛者的罪行？難道不比殺人犯更罪惡重大？而殺掉這樣的人，還需要什麼其他的正當理由？

你當然可以不接受上面的結論，你認為因為這樣就除去法官的性命，再怎麼說都算過當。在實際上也沒有別的方法。殺害那名法官是拯救母子三人的唯一方法，也是拯救其他受害人的唯一方法。在主觀上，你也認為那名法官早死早好。當然，你不會因為這樣而去殺害那名法官，而如果有人殺了那名法官，你也不會感到有什麼不對，因為你已經知道殺害那名法官的人，不是因為私心，而純粹是為了正義。這時你怎麼判？你會不會說「我贊成你的做法，但我還是必須判你死刑（或無期徒刑），因為這是我的責任。」這裡所謂的責任，指的是做法官的責任，但我們是不是只有職業上的責任？我們有沒有做人的責任？

同樣的，如果你是檢察官或法醫，你覺得自己是個正直的人，生活也都是符合道德的。如果你覺得Abe在道德上是錯的，你當然就會把他送上法庭。但如果你覺得他做的沒有錯，你會怎麼做？把他送上法庭，然後說：「死刑或無期徒刑不是我判的，是法官判的，我必須對我的工作盡責，不能造假。」但這樣做，盡的是什麼責呢？回想一下康德所說的「不能說謊」原則，我們用影片中Abe所舉的例子為例：「如果Anne Frank逃命到我家，後面有幾個納粹警察追來，問我有沒有看到一個逃命的女孩，我必須說有，並且告訴他們女孩藏在我家閣樓，因為我不能說謊。」當我們依著法規、稟著道德原則做事的時候，如果明知道這樣會害死一個人，是不是還要去做？

Abe在劇中說：「有時候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做事。」但回過頭來，其實康德的想法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有他的道理，但絕不是如他所說，因為「打破常規」在邏輯上是矛盾的（這一點也不重要），而是因為如果打破常規這件事本身就成了常規，給世界帶來的就不只是少了一條規定（不重要的、不好的規定當然可以少），而是災難（重要的規定並不能少，例如殺人必須受到懲罰）。所以違反規定只有在「毫無外人知情」的情形下才能做，否則的話，人人（含蠢人）都認為自己可以身兼法官與劊子手，這社會就慘了。

那麼伍迪艾倫的想法是什麼？他既是故事的旁觀者，也是把這個故事說給大家聽的作者。就旁觀者的角度而言，他認為Spangler法官不僅應該受到懲罰，還應該死；如果他自己死不了，那麼把他殺了也無所謂。因此重點絕不在Spangler法官該不該殺，因為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那個殺他的人，「在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件事」的情形下，也不需要判刑。不僅是因為如果沒有人知道，他當然就不用上法庭接受審判懲罰；而是他殺了那名法官，即使在道德上也是正確的選擇。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是電影的作者，電影必然是公開的，因此就算在影片內的世界中可以做到「毫無外人知情」，但在包含觀眾在內的大世界（熟悉伍迪艾倫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歡戲內戲外的互動）就不可能如此，因此一定有很多人知道是Abe殺了Spangler法官，而Abe也必然逃不過道德上的報應（而不是法律上的懲罰）。

現在我們把「殺死一名法官」當作影片的主軸，那麼整部影片就有了另一個解讀的維度。Abe成了整個故事的配角，他的生活與性格，以及他殺人的原因，都是依照劇情的需要塑造出來的（之前一、二所談的）。而他如何受到報應，也必須另做安排。既然我們說，只要沒有別人，就不需要懲罰，因此要讓他受懲罰的話，就必須安插一個「別人」進來。這個別人並不是Abe的女同事或女學生，而是一個替罪羊，一個誤被警方認為是兇手的人。因為他跟那名法官有過節，並且也能容易接觸到毒藥。這樣的安排當然並不很高明，不過...我覺得無所謂，畢竟電影也有他的長度限制，如果這裡再花上九十分鐘，那就太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