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克里同］

 1.

無意中發現大陸的商務印書館這兩年出了一些希臘語／漢語對照的柏拉圖著作。希漢對照的古典名著在大陸並非首見，之前在書店就看過荷馬、阿里斯托芬或柏拉圖的一些作品的對照本，有新譯本，也有拿以前的譯本配上希臘文合印出版，至於這個之前的譯本，用的是不是出版社配上的版本，我就沒進一步看。這次的柏拉圖譯本上面標了「全集」，譯文也是新的（溥林，不知道是不是皇族後裔），中譯部分有沒有單獨印行我不知道，而對照版本會增加書的銷路還是減少，我也不知。總而言之，出版社願意做這樣的事，確實是了不起。我找到其中一本頁數比較少的［克里同］，全書有100頁，其中希文、中文部分各占20頁，注釋占20頁，但術語索引就占了40頁。索引是希、拉、英、德、中這幾種語言的名詞對照，我覺得沒什麼必要，一方面這個譯本並沒有拉、英、德文，另一方面，索引中的希臘文字彙也不會原樣出現在文本中（來個格位變化或時態變化就認不出了）。另外，這個譯本並沒有序言或是解讀之類的東西，這在單本印行的古典著作中倒是少見。我只能猜是因為出版社想要趕快出全集，讓人沒時間寫。

［克里同］是柏拉圖最早的幾部作品，書中所述的事情發生在蘇格拉底的死前兩天。柏拉圖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作品，這些要不是優異青年，就是富有名望之士。克里同在這些人中可以算是個例外。首先並不年輕，對話發生時他已經70歲（與蘇格拉底同年，兩人從小就是朋友）；其次也不優異，他沒有自己的想法，只能說說從別人口中聽來的話；最後他稱不上名流，最多只是善於經商賺錢，並且有不錯的人際關係。除此之外，這部作品的篇幅很短，沒有什麼艱難術語，字面上的理解也算容易，並且還有一些在現代人看來早已過時的想法。於是在不少人眼中，［克里同］並不算是有什麼哲學價值的作品，而我以前也覺得這本書沒什麼意思。不過重讀才發現，之前這樣認為的原因是自己根本不懂（這句其實可以用在我讀過的每一本書）。

2.

蘇格拉底給人告上法庭，說他敗壞青年、敗壞宗教。蘇上了法庭為自己辯護，但他的那些說詞完全不能為自己脫罪（［蘇格拉底自辯詞］的內容）。我們甚至能說，那些原本只想修理他的雅典民眾，在聽了他的辯詞後，反而想要他的命了。克對於蘇的辯詞很不滿意，說他在法庭上的行徑簡直可笑。但既然是朋友，也不能撂下他不管。在蘇關在監獄等死的那段時間，克不只一次前來探獄，和朋友一起勸他逃離雅典，並且要他不用擔心逃離所需要的一切花費，不用擔心逃走以後有人會找他們麻煩（因為蘇原本也可以選擇放逐而無須接受審判），更不用擔心離開了雅典會無處可去。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可能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勸說。克得到了蘇可能會在這一兩天就被處死的消息，天還沒亮時就一個人來到監獄，那時還沒開放探視，他就賄賂了獄卒進到牢房。他在這個時候來到，可能是想趁著昏暗帶走蘇格拉底。沒想到蘇還在睡覺，只好等到天亮他醒來後，告訴他這件事，要他當天晚上立刻出逃。然而克並沒有成功說服蘇，反而讓他說服不再勸說逃獄，讓他待在監獄接受死亡。

克的意見就是城邦大眾的意見。就算城邦大眾想要嚴懲蘇格拉底，但當他們自己的親朋好友被關進死牢，也會想方設法讓他們出逃。我們不妨認為，柏拉圖透過蘇格拉底與克里同的對話，進行的實際是哲學家與城邦大眾的對談。既然如此，我們就來看看克里同說了什麼：

- 蘇在法庭上明知道自己面臨生命危險，但並不用好的方式拯救自己；

- 現在可以逃跑，但又像弱者一般逃避了；

- 蘇並在孩子仍需要教育的時候撒手不管；

- 蘇讓克里同與其他人失去一位朋友；

- 大家會指責克里同為了省錢而不幫助蘇逃亡；

- 蘇讓那些想要害他的壞人得逞；

- 蘇不應擔心離開雅典後無處可去，因為外邦有很多人歡迎他的到來。

這些指責可以用一句話來總括：「該做的不做」，也展現了這部作品的副標題：［論義務］或［論行動］。而儘管克里同不是哲學家，他的這些指責仍含蓋了個人、家庭、朋友、城邦這四個面向，算是相當詳盡。蘇並沒有照這個順序回答，而是從克的論點中的一個漏洞出發：克說到其他城邦有不少人能夠給蘇的日後生活提供保障，這樣並沒有錯，但他可能沒注意到，在雅典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蘇的命，同樣也有很多人願意支持蘇格拉底。而既然雅典有人接受也有人不接受蘇，在外邦也必定會有憎惡蘇的人。在這樣的城邦中，蘇可能過好自己的生活？還是正如自己所說，如果離開雅典，就等於破壞了城邦的法律，其他城邦又怎麼可能接受他？

3.

這樣的說法指向了一個更廣的問題：對於任何一件事，城邦裡面都是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要解決這樣的衝突，除了法庭上針對個案進行的投票，蘇格拉底更看重的是先行確立的規則。兩者的區別類似於現代社會中的司法與立法兩項工作。由於立法針對的是一般事項而司法針對的是個別事件，因此在蘇看來，立法更容易受到理性的引導而避免情緒的干擾。這個觀點是不是絕對正確，顯然是有爭議的。因為立法和司法何者更能維持正義，最主要還是要看誰更能遠離政治權力，這就是以往學者之所以構想出「權力分立」理論的原因。但理論畢竟是理論，尤其是在世界有了政黨（含政黨輪替）後，權力分立與其是指導原則，毋寧說是政府集權的幌子，而「XX是正義的第一／最後防線」這種話，也不過是權力運作的手段之一。

蘇格拉底曾經將立法者與神相比，並且說冥界中米諾斯與拉達曼提斯兩兄弟（宙斯的兒子）才是世上的真正法官。從這些看來，蘇並不認為有在人間建構正義烏托邦的可能，但他也不認為正義問題不是一就是零，在總體的「還算正義」與「蠻不正義」之間，他無疑會選擇前者。於是當他被雅典人判處死刑的時候，並不打算逃離。既然原本就不可能一切都符合正義，那麼當不正義落到自己頭上時，又有什麼好反對的？於是他跟克說，既然是城邦的法律讓他得以出生，得以接受養育與教育，而這些法律並沒有什麼問題，他也不會因為城邦法律做了什麼不利自己的事，就打算不服從。

立法與司法的區別除了處理的分別是「一般事項」與「個別事件」，還有「事前規定」與「事後判定」的不同。在蘇的想法中，事前處理一直是比事後補救來的重要，而這樣的區別也就像他把飲食、運動對人的重要性置於醫術、美容之上一樣。這樣的想法大家都覺得有理，但實際上卻往往剛好相反。因為醫術、美容儘管是在發生問題後才給人帶來好處，但這樣的好處完全是肉眼可見。至於飲食、運動給人造成的健康，就不是那麼容易判斷的了。

4.

將正義問題的核心由司法轉移到立法，就等於將探討問題的方式由個別轉到一般、由事後轉向事前，這兩種轉移都是要消除正義中的「個人因素」。但由於正義無法與人的需求脫離，因此脫離個人因素的城邦，就成了一個抽象的、不具體存在的人，也就是在對話的後段中所出現的擬人化的城邦／法律。並且以這個「不是任何人，但又是一切人」的城邦／法律，與自己進行一場假設的質問。於是［克里同］這部作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蘇格拉底與克里同代表的城邦大眾之間的對話；第二部分發生在構想中的城邦／律法與蘇格拉底自己，指的是接受了克里同想法的蘇格拉底，也就是城邦大眾之間。換句話說，這是「城邦律法與城邦大眾之間的對話」。城邦大眾是一群人的組合，因此他們會考慮對孩子的養育、對朋友的情誼以及要不要因為自身的安危去違背城邦命令這些問題。城邦律法則是一個複雜的運作機制，人在其中僅僅占著一個個節點空位，將這個結構「肉身化」。

然而使城邦律法肉身化、實體化，占住城邦的運作節點的人，不可能是制度的產物。這就是為什麼蘇格拉底在陳述這個擬人化的城邦律法時，一開始要說出「你們是因為城邦有關於婚姻的法律而出生，城邦就如同你們的父母」這種不知道是有理還是荒謬的話。「城邦如同父母」完全不是什麼政治理論，僅僅是從城邦大眾（人）到城邦律法（制度）的一個修辭論述的中介，是蘇格拉底為了讓克里同不再要他逃離的說詞。

也就是說，在以律法為根基的城邦中，制度取代了人，成為城邦的主宰。而如果制度才是主宰，那些由「人的因素」：忌妒、驕傲、自尊、猜疑、迷信等等引起的糾紛，也不會存在，或是說，可以以無爭議的標準方式解決。既然如此，克里同原本的那些對他的質疑：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子女、對不起朋友，也就從根本上被解除。這個論述方式看起來是成功了，因為克里同在對話結尾接受了蘇的論據，不再勸他逃離。

5.

蘇格拉底說服了他的終身好友克里同，但他是否也說服了自己？他真的相信這樣一個「沒有人為因素的城邦律法」有可能存在？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從一般的觀點來看，涉及一般事項的立法規則，是否真的能讓城邦中所發生的任何糾紛都能自動得到解決？其次，就蘇的個案來看，［克里同］中的「被判死刑之後不能逃離」固然是依照城邦律法自動成立，但［自辯詞］中的「蘇格拉底是否應該判死」，或許就不是這樣了。也就是說，蘇格拉底的言行，在城邦大眾的眼中是有人贊同而有人痛惡；但在城邦律法的標準來看，就沒有什麼自動程序可供決定了。

這裡其實有三個層次的問題：蘇格拉底被送上法庭、被判死、以及被處死。所以被送上法庭，是因為他的生平言行惹惱了城邦大眾；之所以被判死，則是因為他的法庭言詞惹惱了在場群眾；之所以被處死，則是他服從了城邦律法的規則。這其中存在了一種權力的不對稱：判他死的是城邦大眾，但如果不服，他所攻擊的就是城邦律法。而如果把這三個層次放在一起，就可以發現從最後的結果看來，在蘇格拉底的死亡因素中，城邦律法的因素遠小於城邦大眾，而城邦大眾的因素更比蘇格拉底的自願因素要低。他之所以死，說到底還是自己所造成，而如果他是在四五十歲而不是在七十歲的時候才被告上法庭，會不會做同樣的辯論，會不會拒絕逃獄，這是我們無法判斷的。

當克里同來到獄中勸說蘇格拉底時，他說自己在夢中看到一位女神，跟他說三天後將會去到Phthia這個地方。Phthia是阿喀琉斯的家鄉。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戰場上受了氣，不再打算為阿加曼儂賣命，為梅涅勞斯搶回他那跟別人跑了的妻子海倫。他跟希臘人說，在過三天自己就會回到家鄉，再也不管特洛伊城下的事事物物。然而後來他並沒有走，他留了下來為自己的好友帕特羅克洛斯復仇，並且在復仇之後同樣死在戰場。蘇格拉底也是，在他說了自己將到Phthia之後，也同樣被雅典人處死。這不是他第一次拿自己與阿喀琉斯相比，而如果後者是為了朋友而死，蘇的死又是為誰？是為了與他同時代的人，還是為了後世所有愛好智慧的人？不論是為了什麼，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無論是古希臘或是現代世界，都有人這麼認為：死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人生的最後一個行動。而能夠做出這個行動的人，是可以被稱作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