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格拉底自辯詞》這本著作中,柏拉圖列出了雅典民眾對蘇格拉底的指控:不信神祇,引入新神,敗壞青年。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認為這些指控誤解了他的行動。這場辯護並沒有獲得成功,雅典民眾還是判處了他死刑。在法庭上,蘇格拉底提到了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並把他當作是第一個對他提出指控的人。在《雲》這部作品中,蘇格拉底被描繪為一個善於詭辯的學者。而在對城邦大眾的影響上,戲劇故事遠遠強過於哲學論述。阿里斯托芬塑造出來的蘇格拉底形象隨著戲劇的演出與眾人的傳述而深植人心,致使民眾無法因為蘇格拉底本人在法庭上的一番自辯而有所改變。
阿里斯托芬並沒有上控告蘇格拉底,而這部嘲諷蘇格拉底的作品,更早在蘇格拉底站上法庭的二十五年前所寫成。嘲諷並不等於詆毀醜化,誇大也絕不是無中生有。阿里斯托芬是一名喜劇作家,喜劇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是杜撰捏造的,但其中的事物必然有現實生活中的影射,否則在觀眾與作品之間就不會產生共同語言,從而也不可能會有喜劇效果。蘇格拉底並不是憑空杜撰的人物,在戲劇寫成之時已經在雅典頗有名氣。以這樣一位當代名人為喜劇主角,如果內容毫無事實依據,是不會有人想要看的。
《雲》中的蘇格拉底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是我們無法確知,或許也不是最重要的。而我們所要探問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寫這齣劇時,是否也把蘇格拉底當作自己的讀者或觀眾?而他在寫作的時候,除了想要讓大眾哈哈大笑,有沒有也想透過這部作品跟蘇格拉底談一談哲學與城邦生活?
我們這裡要談的是「政治哲學」。在聽到這個詞的時候,所能想到的就是一位關心政治事物的哲學家,或是一位深解哲學的政治家,他們設計出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或是親自領導一個城邦國家。這樣的想法來自於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理想國》所提出的「哲學家皇帝」,一般被認為是柏拉圖政治哲學的核心。但我們不要忘了,正是在同一部著作中的蘇格拉底,說到這個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既然如此,我們對政治哲學的探討也就必須尋找另一個出發點。
政治哲學是政治與哲學的交會,哲學與政治都先於政治哲學。政治與哲學的從事者,原本就是不同的兩類人,後者所追求的是認識與理解世界,前者追求的是掌握城邦以及從中得利。政治並決不是沒有知識的,但他們並不是以哲學生活的方式去擁有與追求知識。在先前的討論中(《雲》,之一,知識與權力的諧謔版),我們看到了守財奴(一般人的誇大版,潛在的政治人)進入蘇格拉底(哲學人的誇大版)思想所之後的情形:無論看到任何學問,他立刻就會想到「這門學問能不能讓我獲得財產?如何去用這門學問獲得財產?」他對幾何學是沒有興趣的,但如果幾何學能幫他多獲得一些土地(幾何學的原意為土地測量學),他就會拚了老命去學。而當蘇格拉底問守財奴記性好不好的時候,他則爽快地回答,如果欠別人錢,他的記性就會不好;如果別人欠他錢,記性就會分毫不差。
在政治人的眼中,知識對純粹是一種滿足眼前目的的工具。今天守財奴利用知識躲債,明天就會用知識來討債。我們今天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今天反對一件事,明天推動同一件事,並且怎麼說都能獲得愚民的支持。哲學人並不把知識當作是一種工具。在《雲》所描繪的思想所,蘇格拉底與門徒一起研究昆蟲、觀察天文、繪製地圖,這些行動都是出於純粹的興趣,而不是要獲得現實生活中的利益。他們對政治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因為與政治有關的事物,也就是權力與利益,對哲學人而言並不是特別有趣的研究對象。在這種情形下,一般人認為學哲學是沒有用的,而哲學人也不會認為自己對城邦有害。
守財奴想要賴帳,但沒有那個本事,於是去向蘇格拉底求援,想要學些知識為自己理直氣壯地賴債。蘇格拉底並沒有制止守財奴,把他擋在門外,反而覺得這些事情沒有什麼大不了,也不會考慮這樣的行為是否違反了風俗或法律。話說回來,蘇格拉底從來沒研究過債務,也不可能擁有賴帳或討債的知識。他所能教的就是說話術,藉由語言中的矛盾現象讓對方無話可說。蘇格拉底用的是希臘文名詞中陰陽性所造成的矛盾。由於中文名詞並沒有陰陽性的問題,因此這個情形在中文比較少見。我們可以想到的例子是,我和一位女拳師學拳,因此她就是我的師父。但這樣的稱呼是不妥當的,因為「師父」一詞指的是男人,而我師父卻是女人。但我也不能稱她為師母、師娘或師太,因為前者指的是師父的妻子,後者指的則是某些宗教的女性。我們可以舉一些其他的例子像是「小老虎」,由於世界上的東西不能又老又小,因此這個詞是荒謬的。
守財奴一開始並不打算親自去向蘇格拉底學習。他認為自己年紀大,記性差,原本想派兒子去學,但兒子不願意,於是只好親自上場。但他實在很難從蘇格拉底的純學問中獲得許多好處,只能學什麼忘什麼,因此被蘇格拉底趕出思想所。他硬拉兒子到思想所的門口,兒子看到說話術的展現後,似乎產生了興趣,就進了思想所學習。他學得當然比父親好,教會了父親避債(告訴父親所謂「新舊日」在邏輯上是荒謬的)。但他也因此洋洋自得,認為父親的地位從此不如自己,不但用言語教訓父親,甚至還要揍他。守財奴把這股怒氣怪罪到蘇格拉底頭上,放火燒了思想所,讓哲學人無處可歸。
守財奴的行為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了「一般人」。父母不教導孩子,把一切責任丟給學校。孩子學了一些家裡沒學過的東西,回到家瞧不起父母,以言詞或行動對抗父母,導致父母的憤怒,到學校揍老師。這些現象在我們的社會中似乎也是稀鬆平常。在這個父母-孩子-學校的三角關係中,如果父母對孩子不滿,過錯一定在學校老師。而一個社會如果出現幾個造反青年,擔責任的就是哲學家。社會中有禁忌、有法律、有一定的規矩,但這些「人為的東西」(nomos)在哲學人的眼中並不存在,哲學所探討的是一切事物的本樣(phusis)。
思想所的燒毀,來自於nomos與phusis之間的衝突。衝突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城邦社會中的規律無法與蘇格拉底的哲學研究相處並存?這其實還是蘇格拉底造成的。在思想所中,蘇格拉底把自己放在一個懸在空中的籃子裡,他認為如果腳踏到了地面,思想就會受到塵世的阻礙。但如果哲學人的「思想」可以與城邦無關,他的「生活」卻不能如此。哲學人的哲學部分可以與世隔絕,但人這一部分仍然需要吃飯睡覺。如果哲學人不能過自耕自足的生活,他們就需要來自外界的生活物資,也就是需要學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
在需要經濟支助的時候,要不要選擇來源就成了問題。蘇格拉底的疏誤在於完全不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只要進思想所,就和他談論天地、分析語言。只有在學生表現出學習能力低落的時候,才把他們掃地出門。「只問能力而不問動機」,就成了哲學與城邦衝突的主要原因。小插曲:能力一詞在《雲》中也有另一層的重要意義。蘇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的筆下,動力取代了宙斯,成為雷電風雨的製造者。宙斯是人格化的神,動力則是沒有人格的東西。以動力取代宙斯,與蘇格拉底在教學時只問能力而不問動機是一致的。這些都顯示出哲學思想的「非人」面。
在哲學人的眼中,世間的一切都可以質疑,可以討論。禁忌與規律是人間事物,不是哲學思想要考慮的。然而哲學上的質疑或討論並不表示要獲得贊成或反對的結論,更不表示根據這樣的結果採取某種行動。伍迪艾倫有一些以謀殺為題材的電影,其中的犯罪者有接受法律制裁的,也有脫逃制裁而仍然活得心安理得的。如果我們因為某部電影的主角殺了人但沒受到處罰,就說電影導演贊成甚至鼓勵大家謀殺,就只能表示我們不懂電影。同樣,如果哲學人想出了什麼可以用來規避債務的方法,我們就因此認為他主張欠債不還,也只能表示我們不懂哲學。
「欠債還錢」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取消這條規則,不但個人的生活會遇上困境,城邦的經濟流通也容易停滯不前。但在哲學家看來,個人生活與城邦經濟是不是絕對不可動搖,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被質疑的問題,因此「欠債不還」自然也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蘇格拉底知道這名學生是為了賴帳而找他,並且他不因此而拒絕他的入學。我們不知道蘇格拉底的態度是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說,他或許並不在意守財奴欠別人的錢,但有可能在意是否積欠該給自己的學費,否則不但他收不到學生給予的錢財,思想所也別想順利維持下去。
蘇格拉底「知道」怎麼賴帳,守財奴「想要」賴帳。這兩個人湊在一起,把守財奴的帳給賴掉了。在我們的觀念裡,賴帳是錯的,但這要算誰的錯?守財奴還是蘇格拉底?我們碰到的是兩個範疇的問題:能力與意願。哲學家所看重的點是意願,因為意願是一切人類行動的起始(archê / principium)。不願意賴帳的人無論有沒有能力還債,都不會像守財奴那樣想方設法去為自己躲避債務;不論會不會動腦筋思索如何賴帳,也都不會付諸行動。
但對大眾而言,重點就不在於「要不要」,而在於「能不能」。柏拉圖在《理想國》、《高吉亞斯》等作品中闡述了一種流行的想法:每個人都想對別人做不正義的事,但不讓別人對自己做不正義的事,甚至認為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守財奴所代表的社會大眾也是如此:每個人都想借錢而不想還錢,人與人的區別僅僅在於誰能夠做到。「欠債還錢」是社會上的規定,但社會大眾也都有這種感覺:世上的所有規定,都是給多數一般人訂的,而不是給少數特殊人訂的。有本事違反規定的人畢竟是少數或極少數,因此一般人不會去擔心,只要倒楣的不是自己就好。有些人甚至希望社會中不時有幾個人能打破一成不變的社會生活,並且觀看他們給社會帶來的擾亂。這些人無論會不會受到懲罰,都會受到不少人的欽羨或模仿(例如所謂的卡神),而大眾也樂於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讓自己也能佔別人便宜的方式。
但如果一個有能力違反規定的人自己不做,而是教大家這樣做,結果就不一樣了。因為「學壞」的人在大眾的眼裡是能力平庸者,既不會受到尊重,也不會令人畏懼。平庸者(甚至是低下者)如果因為學了什麼花樣就能享受利益,在大眾眼中就是無法允許的。另一方面,既然在大眾心中,每個人都想要獲得不正義的利益,區別僅僅在於有沒有能力辦到。因此一旦有人傳授做壞事的技術,世界上的壞人就會成群出現,而自己受害的機率也會大幅提高。
追根究柢,大眾所在意的並不是有沒有人做壞事,而是壞事會不會落在自己頭上。而既然人人都想要獲得利益,就只能靠「內在的自制與外在的控制」去阻止壞事的發生。在這樣的世界哩,哲學人眼中的意願是不存在的。就算真的有人不願意做壞事,也會為環境所逼,例如為了救自己的家人而動手。
以上所談到的純粹是人間世的層面,但蘇格拉底的思想所還有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就是人、神與自然的關係。蘇格拉底並不是不信神,而是並不相信天神宙斯這回事。在《雲》這部作品中,宙斯的地位被「動力」所取代,而存在的神也只有混沌、雲、語言。在哲學人的眼中,這樣的理論更是無害於社會的。下雨打雷的原因究竟是宙斯還是雲,都與社會上的風俗道德完全無關。
但社會大眾並不是這樣想。因為不論是借錢,或是任何需要約定、立誓、允諾(民法、刑法、政治)的場合,都不是自己開口說了算,而必須有神明在場。在沒有神明的監誓下,人所說的話是不足信的。而如果有人跟守財奴一樣,認為自己有學問了就可以不用在意宙斯或是舉頭三尺的神明,就會被認定是要來破壞社會秩序的。
宗教是一個比政治更為根本的問題。政治的後盾是「人力」,但沒有一種人為的力量是可以永遠壓倒其他人的;宗教的後盾是「神力」,而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超越神。一個不信神的人就沒有任何他不敢做的事,這樣的人在大眾眼中遠比欠債不還的人更惡劣。
但宗教也是一個政治現象。在一個社會中,有被容許的宗教,也有不被容許的信仰。蘇格拉底不會是唯一不相信宙斯或所謂奧林帕斯諸神的雅典人,但這些人通常不會公開宣稱,只會以祕密結社的方式進行。蘇格拉底的思想所其實可以看作一個類似的秘密社團。在思想所內無論怎麼談論宗教與神明都不會引起問題,而蘇格拉底的錯誤就在於忽略了「談話對象」的重要性。守財奴和他的兒子都是第一次到思想所,他們的目的根本也不是研究學問。蘇格拉底既然不問學習的動機,在面對新入門者也不會採取審慎的態度,一視同仁向所有進入思想所的人宣講宙斯並不存在。
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宙斯不存在?為什麼不能鼓吹大家跟著自己不信神?這個問題可能不是任何人能夠回答的。阿里斯托芬僅僅以簡短而諧謔的方式傳達了如下的想法:蘇格拉底教導守財奴父子「不信神」,雖然讓守財奴成功趕走債主,但也讓他挨了兒子一頓打罵,因為兒子覺得自己在學問上比父親更進一步。換句話說,不敬神破壞了民法的兩大基礎:契約關係與身分關係。儘管守財奴並不在意自己破壞了契約,卻不能忍受兒子造反。他帶上自家的僕人,到思想所放一把火燒了房子。
蘇格拉底從火中倉皇逃離,《雲》這部作品也到此結束。蘇格拉底的哲學生活是否就因此結束?他能不能再用同樣的方式進行哲學生活?如果回答都是否定的,他要怎麼進行下一步?
正是從阿里斯托芬的《雲》到柏拉圖的著作,我們看到了所謂「蘇格拉底的轉向」:哲學的探究由天地轉向城邦,而政治哲學也因此而誕生。當然,蘇格拉底並沒有留下隻字片語,我們只能從柏拉圖的著作中看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在柏拉圖的作品中,蘇格拉底的形象有了這些改變:他不以思想所式的祕密結社方式從事哲學思考,而是在公眾場合進行;不收學生,不做教學,也不收取學費;開始注重哲學學習的動機,不對學生一視同仁;對不同的學生進行不同的對話,不再僅僅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去進行分類。由這裡我們看到了古典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區別:「門外」(exôterikos)與「門內」(esôterikos)的教學,前者適用於一般人士,後者則只有少數門生可以觸及。
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阿里斯托芬,《雲》,之二,哲學與城邦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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