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是一部古希臘的戲劇。在那時候，戲劇的存在方式是在劇場演出，而不是讀者自己關在家裡靜靜閱讀。戲劇是一個共同空間，在這個空間所進行的並不只是演員的聲音與動作、觀者的注視與聆聽，也有觀眾之間的問候、聊天、結交新識等等社交活動。另一方面，戲劇並不是在散場之時立即結束，而會持續一段時間成為閒聊或認真談論的主題。在觀眾之間的人際互動與言談討論的交互作用下，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性格於焉形成。在這樣的民主政治中，戲劇提供的不僅是社會基礎，更重要的是文化基礎。因為在戲劇人物與情節的討論中，人們可以從當前眼下的利害關係脫離出來，為城邦的存在基礎與未來走向進行範圍更廣並且更深入的討論。
以戲劇為文化根基，建立在民眾間的交互往來與對人生及政治問題的共同討論之上的民主（古代的雅典，近代的英國與法國），與建立在將民主視為統治工具，並且社會上充滿眼前利益的反文化現象（懶人包、小編圖、相挺、嗆聲）之上的民主，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雲》是一部喜劇。悲劇／喜劇（tragôidia / kômôdia）是古希臘提出的一組名詞，原本在字義上並沒有悲或喜的意思。但把悲喜兩字置入名詞的翻譯中，也沒有什麼嚴重的不妥。然而悲劇與喜劇的最重要特徵，並不是前者讓我們哭而後者使我們笑，而在於劇中人物的身分。悲劇的主角比一般人來得高貴，例如神祇、國王或是英雄；喜劇描繪的則是一般平民百姓，尤其是政治或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神祇或是英雄、貴族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滿於自己的命運，而要向命運甚至向天神挑戰。而弱勢者之所以成為喜劇主角，也是因為不甘於自己的地位，而想與權貴人物平起平坐。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的景象：高貴者與平民百姓有同樣的動機，都想增進自己的能力，都在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最後也都走上失敗之途。高貴者這麼做可以引起我們的同情，低賤者這麼做卻引起我們的訕笑。同情與訕笑表面上看來有所不同，背後的卻是同樣的心理，也就是中間份子的我群獨尊：比我們高貴的人不會有好下場，因此跟我們一樣的人也別想超越我們的等級，至於比我們低賤的人，就別想爬到我們的地位。在民主的創始國家或是新進國家，人們總會注意到民主的我群獨尊與排他性格，因此「劣質民主」一詞在思想家的討論中是司空見慣。只有在二手或三手貨國家，或是買辦國家，才會把「民主」一詞當作不可懷疑的符咒。
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雲》這部作品在政治哲學方面的內含，其中最主要的是，作者以一種諧謔的方式展現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展現為很多形式，例如以冶煉金屬的知識去製成武器或鐐銬，從而使他人屈從。但這不是我們這裡要談的。在政治的領域中，是以知識轉化為「權謀」，從而造成的權力結構的維持，獲得或改變。權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所要獲得的並不僅僅是勝利，還要保持勝利之後的結果。將知識化為武力而獲得勝利，並不是知識就是力量。透過權謀為自己牟利，還能受到他人的擁戴，才是知識就是力量。權謀靠「語言」來進行，因此在政治哲學的討論中，如何說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動態的權力結構中，原本的強者可以透過知識維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勢均力敵的對手則能夠使用權謀獲得地位；原本的弱者也可以因為知識而改變原本的強弱關係。前者讓我們想到的是馬基維里的《君主論》。第二種則經常出現在影視作品中的職場劇或宮廷鬥爭劇。第三個類型通常是為大眾所喜好的，通常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人民的覺醒、工農的翻身這些分別為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信徒所擁護的題材。阿里斯托芬所感到興趣的也是這種強弱關係的改變，但他所描繪的並不是什麼可歌可泣的題材，而是一個想要用知識去免除自己債務的人。我們不免好奇這會是怎麼樣的知識，因為就一般人的看法，免除債務的方法就是還債，否則的話就是能躲債、賴債，但沒有什麼可以免除債務的知識。
《雲》的主角是一對父子，父親是守財奴，兒子是賽馬狂。父親來自農村，原本有不少家產，後來和一名城市中的貴族女子結了婚。這是一場典型的金錢與地位的結合：有錢的想要地位，有地位的想要錢。不過守財奴還是後悔了自己的選擇：貴族女子是個花錢不眨眼的人，兒子則沉迷於賽馬，購買馬匹馬具更讓自己背上一屁股債。怎麼解決生活的困境？父親忽然想到，就在自己住所旁邊，有一個叫做「思想所」的地方，那裏住了一些高尚的聰明人，研究天地萬物，而思想所的所長就是蘇格拉底。守財奴從來不跟這些人打交道，因為他對這種研究毫無興趣。之所以現在想到，是聽說可以在那兒學習一種說話術，靠著強詞奪理可以讓討債者無話可說，從而不需要償還債務。
債主／欠債者可以被視為一種強者／弱者的權力關係，而阿里斯托芬筆下的守財奴，則是一個想靠著說話術去反敗為勝的人。說話術是一種知識，賺錢術也是一種知識。在老派的人眼中看來，他應該學習的是賺錢術，用來賺錢把債務還清。但他不想下這種工夫，只打算靠著耍嘴皮子賴帳。這個現象跟某些國家的行政主管既做不出疫苗也買不到疫苗時所說的話，完全是一樣的。
守財奴敲了思想所的大門，門徒告訴他蘇格拉底最近在思考的問題：跳蚤跳躍的距離，是跳蚤腿長的幾倍？蚊子的嗡嗡聲，是從口腔還是從肛門發出來？如果是平常時候，守財奴對思考這些問題的人一定會大聲嘲笑。但現在不同了，他急著想要獲得一種賴帳的知識，所以把所有的知識都串聯在一起。他不懂跳蚤與蚊子的生理機能與構造，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一種賴帳的知識，更不會去想昆蟲研究與賴帳之間有什麼關聯。生活中的迫切需要讓他去想：懂得跳蚤與蚊子的人一定是聰明人，聰明人一定能夠打贏欠債官司，於是他高喊「懂得跳蚤與蚊子的人一定可以打贏官司！」
他這種想法可笑嗎？一點也不。如果阿里斯托芬看到一個懂化學的人說了一些跟政治、教育、文化、健康有關的一些愚騃憨論，竟被國人追捧為聖智賢言，恐怕會笑得更大聲。
守財奴進入了思想所，對他所看到的事物發表了不少意見。他看到一群人低著頭，就說是在找蔥；看到了土地測量術，就說是要重新分配土地；看到一張希臘地圖，就說那不是雅典，因為陪審員並不坐在圖上；而看到斯巴達在地圖上就在雅典旁邊時，他叫了起來：「這麼近！太危險了！快把他們弄遠點！」思想所中研究的是大天、大地、希臘、雅典，這些研究領域由大到小，都是要人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之外，還有一個「世界」的存在。但對守財奴來說，這種種不同範疇是毫無意義的。在他眼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有跟他的生活利益發生關係時才有意義，而他的生活利益除了財產上的累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了。
守財奴的無知可以被看作是喜劇題材，但不是政治哲學的題材。政治哲學要看的並不是有知或無知，而是「以無知為有知」，這就像真、假、有、無僅僅是生活中的日常層次，「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友還無」才把我們帶入哲學層次。
守財奴在剛進思想所的時候說，懂得跳蚤與蚊子的人一定能打贏官司。我們可能因此以為他會以一些荒誕的方式去對付討債者。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守財奴年紀大了，儘管進了思想所，但學什麼就忘什麼，被蘇格拉底攆了出來，只好逼自己的兒子去學。兒子不負老爸所託，學成出關就教給他厲害的一招：什麼是「新舊日」。古希臘用的是陰曆，也就是以月亮的圓缺記月。每逢新月，也就是上個月結束而下個月開始的時候，就是所謂的新舊日。
第一個討債者來了，說新舊日到了，也就是該還債了。守財奴立刻放聲嘲笑，說根本就沒有有新舊日這種東西。因為新舊日在「文法」上是單數名詞，也就是某一個日子，但在「曆法」上卻是上個月的30號與下個月的1號，也就是兩個日子。文法上的一天與曆法上的兩天不可能混為一談，因此新舊日根本就不存在。既然這個規定的還債日並不存在，他又怎麼可能還債。
這個看似耍賴的辯駁，其實是有法律上的意義，也就是說，阿里斯托芬把還債的「期限」改變為一個「條件」。債主心裡想的是：「當」新舊日一到，對方就還錢；守財奴卻說：「如果」新舊日到了，我就還錢。在前者的情形下，還錢日是一定會到的；但在後者的情形下，就可能遙遙無期，甚至永遠沒有那一天。這樣的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見的，例如向朋友借錢，約定「結了婚就還」、「一工作就開始還」，但錢給了對方之後，他卻不結婚，也不去工作，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是如此。債主上門討債，總是以同樣的理由推拖。在阿里斯托芬的劇中，守財奴是以兇惡的態度趕走債主，但我們也可以想像另一種喜劇效果：我沒有說不欠你錢，我也真的很想還錢，但你要我在新舊日還錢，這怎麼辦？新舊日這一天好像到不了啊！
這個技巧的另一個面向，在於對文字進行不同的解釋。欠債者在借錢的時候，對於什麼是「新舊日」，看法與債主是一致的。但當他要還錢的時候，又對這個名詞做了另一番解釋。在政治的領域中，執政者在使用某些名詞的時候，看起來跟民眾有同樣的理解；但在將這些名詞付諸實踐的時候，就開始進行對自己有利的解釋。最常見的就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去限制或剝奪人民的權利。國家禁止你的某些商業行為或自由行動，因為你的行為行動會妨害國家安全。你當然認為國家安全很重要，但怎麼就妨害國家安全了呢？對不起，不能告訴你，因為這是國家機密，告訴你也是妨害國家安全。「反威權」也是大家都認可的，但某個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全權在握的政黨政府，竟然能以反威權的名義不斷增大自己的威權，也只能看作是一場場政治鬧劇。
第二個討債者來了，守財奴說自己沒錢還債，債主就要他先還利息。「利息」一詞在希臘文裡與「孩子」是同一個字。也就是說，本金跟母親一樣是會生孩子的，而歸還的時候就要把利息一起還回去。守財奴在這裡的賴帳工夫跟上面所謂的新舊日更為精巧。他先問債主，降落在河川裡的雨水，是源源不斷來自天上，還是由太陽從海裡吸到天上，然後再降落下來？債主覺得莫名其妙，他說自己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守財奴就說了，連這個問題都不懂，還有臉來向他討債？接著就說出自己的理論：河川是海洋的兒子（希臘神話提供的前提），河川裡的水都來自海洋所形成的雨水（自然現象提供的前提），河川裡的水又流回海洋，但海洋的高度並沒有任何增加（這點是債主所同意的）。這表示海洋再怎麼生兒子，總水量還是不變的。因此如果還錢的時候要加利息，也就是歸還的錢要比自己借到錢要多，就完全荒謬了。
守財奴在這裡所做的，同樣是一個文字遊戲，但這個高明的遊戲卻結合了神話與現象觀察，或是用一組更高明的字眼，結合了宗教與科學。一般人對本金（母）與利息（子）的看法是：母親 + 兒子 = 一大一小，但守財奴卻用了另一個類比：海母 + 子河 = 總量不變。一般人把本金與利息的母子關係看作是人類的母子關係，所以才有數量上的增加。但誰規定不能把這樣的母子關係理解為海洋與河川？在希臘人的眼中，海洋與河川都是神，因此藉助於神的母子關係而主張本利總量不變，當然比藉助於人的母子關係而主張必須多付利息更具有權威性。
借錢應不應該索取利息？索取多少？向誰索取？這些都是嚴肅的問題，而不同的歷史文化也有不同的回答。伊斯蘭教是禁止收取利息的；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描繪了一個收取利息的猶太人，但猶太人彼此之間是不收取利息的；有的地方給予收利息的人道德上的鄙視，但在法律上不予以禁止；或是不對這種行為予以鄙視，但禁止一定比率之上的利息。這種種不同的做法並沒有科學上的依據，也沒有辦法用科學去支持或反對。即便科學可以計算出某個數值的利率可以促成最大的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與人際關係之間的權衡，仍然不是科學能解決的。
守財奴的做法，也就是結合了科學說明與宗教文化的論證，其實是最可取的。我們之所以覺得守財奴可笑，並不是因為他論證的不精確，而在於方法與目的的不相關。海洋與河川，本利與母子原本就是不同範疇的事，用比喻性質的語言將兩者結合起來，並不表示彼此就具有相同的性質。當時的宗教文化並不禁止利息，也沒有一門科學能主張廢止利息，守財奴以一種荒謬的方式把兩者結合起來，卻能讓索取利息的人啞口無言。阿里斯托芬的故事讓我們覺得可笑，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那個債主。在面對政府提出的種種統計數字時，我們往往無話可說，就算我們感到數字不盡真實，也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個更合理的統計。
守財奴成功了，兩個債主先後被他以論辯趕走。而守財奴之所以成功，關鍵仍在於債主的充分配合。戲劇的笑點在於，債主聽了所謂的新舊日理論、海洋河川理論，不知怎麼回話而默默離去。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很聰明，不會把這種胡鬧狡辯當一回事，而會掄起拳頭一頓痛打，讓守財奴乖乖還債。但不少人在面對政黨政府的民主、自由、尊嚴、尊重、價值等等美妙字眼時，可能想不到這不過是守財奴的進化升級版，而乖乖讓自己成為債主的現代版。美妙的字眼有如符咒，貼在殭屍的頭頂上是很有用的，但會動腦思考的民眾顯然不會把這些當一回事。
四年後的今天才看到你的文章，放在現今看來也完全適用，說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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