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這本書共有十卷，第一卷的主要對話者是蘇格拉底、波勒馬與特拉敘。蘇格拉底與兩人各進行一場辯論，讓對方啞口無言。對話到此可以告一段落，我們也可以把第一卷當作是獨立的短篇作品。不過對柏拉圖來說，故事還不能結束。他讓兩個人起來反對蘇格拉底的講話：一個是雅典青年葛勞康，另一個則是蘇格拉底本人。蘇格拉底在第一卷的最後一段說，他不滿意剛才自己所說的那些，因為剛才就像一個參加宴席的人，菜一道接著一道上，他就一道接著一道吃，沒有時間去品嘗每一道菜的滋味。換句話說，他講的話針對的是「別人對正義的看法」，而沒有針對「正義本身」。至於葛勞康，則是在第二卷的開頭發難，他說蘇格拉底講了半天，表面上精采而有說服力，實際上卻內容空洞，對於想要求知的人而言一點意思也沒有。
反對者蘇格拉底與葛勞康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不贊成特拉敘的說法，但他們反對的卻不是特拉敘，而是他的對手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在辯論中獲勝，但這樣的勝利對兩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價值。他們之所以不挑戰特拉敘，是因為儘管特拉敘已經被定位為一名智術師（sophistês），只能以智術師的方式說話。智術師是擅長演說與辯論的人，他們再怎麼會說，也說不出葛勞康想要的東西。至於蘇格拉底，雖然在第一卷中也以智術師的技巧進行辯論，但他也可以是一名愛智者(philosophos)，也就是所謂的哲學家。想要追求知識的人不會在意智術師說了什麼，但會去詢問愛智者如何探討問題。
為什麼他們不想知道智術師說了什麼？智術師具有良好的說話能力，他們能夠提出與大眾觀點相異的新穎主張（特拉敘所說的「正義是強者的利益」），能夠對一項主張做出不同解釋（蘇格拉底對「強者」做出不同的解釋，從而改變了特拉敘的主張的意義），更能針對一項事情提出兩個完全相反的主張。在柏拉圖的另一部作品《高爾吉亞》中，智術師卡里克列斯主張「正義是弱者的利益」。這個主張乍看之下與特拉敘的主張完全相反，但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卡里克所說的弱者一旦集合起來，就成為特拉敘的強者。而我們也能夠設想，假設特拉敘與卡里克分別要為對方的主張進行辯護，他們同樣能夠做出精彩的發言。因為如果他們不能對一件事情的贊同與反對都說出一番道理，他們就沒有資格稱自己是智術師。話語上的差異並不表示真正的想法有什麼不同，更不表示抱持著不同的信念。智術師的世界是話語的世界，智術師的訓練也是話語的訓練，他們可以「針對話語」去做出任何變化，但沒有辦法「針對事物」說出這是什麼，也不能針對人生的選擇去說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既然智術師的世界就是話語的世界，智術師的言論就無法為我們提供知識。要獲得知識，必須去別的地方探尋，而一旦獲得了知識，也就不會受到智術師的話術所左右。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可能擁有所有的知識，所以必然會受到話語的左右。於是有人主張，既然有知識的人不會受到智術影響，他們如果學習智術，就能夠有效去駕馭。如此一來，在與有知者講理溝通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知識與邏輯；在與無知者說話的時候，智術才派上用場。因為有知者不可能在簡短的時間內讓無知者獲得知識，但智術師的話術卻可以讓無知者在短時間內接受一個主張。此外，由於無知者在社會總是占有多數，因此需要他們在力量與聲量上為其撐腰。
於是我們知道，智術並沒有辦法使人獲得知識，但還是有人想要花錢、甚至花更多的錢去學習。因為在社會中，地位高、賺錢多的人動的是口，地位低賺錢少的人只能動手。尤其在當時的雅典城邦，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地方，會說話的人更讓自己在法庭、公民大會或其他群聚場合中獲得更大的利益、權力或聲望。當時的劇作家阿里斯多芬《雲》這部諧謔作品中，就把蘇格拉底說成是一名能夠傳授「歪理邏輯」的奇人，能夠使欠債的人在法庭上大展辯才，從而免除自己的債務。儘管這部劇作捏造的成分居多，但靠歪理在法庭上獲勝的情形絕不會是無中生有。並且確實有不少年輕人，是為了權力與名利而學習演說辯論，而總能在談話中讓對方頭昏腦脹的蘇格拉底（當時的人把他比擬為電鰻之類的魚），正是他們模仿的對象。
蘇格拉底並不是智術師，他並不靠傳授演說或辯論術賺取財物。但他確實有智術師的說話能力，甚至比其他的智術師更會說話。因此年輕人聽他與人辯論，就等於上了免費的智術課程。他們跟著蘇格拉底，看他去挑戰社會中的名人，因為他的勝利而血氣激動。因此他們開始模仿他的說話方式，在家中頂撞長輩、在城邦中挑戰賢達。為了在辯論中獲勝，他們對文字的細節吹毛求疵，同時提出標新立異的言論，完全不把語言的一般用法以及社會所認可的風俗價值當一回事。這些年輕人引起不少人的不滿，但社會大眾並沒有因此而非難或懲罰年輕人。因為言語上的能力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是被看重的。就像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辦法開發電腦病毒、鑽契約漏洞獲取財物的人，儘管會受到少數人的譴責，但在大多數人的眼中，他們是厲害的成功者，並且會獲得更大的利益。
對年輕人的些許不滿，就必須尋找其他的發洩口。一種想法漸漸擴散開來：「年輕人的本質是好的，他們之所以做出令人厭惡的事，是受到壞人的影響」。這樣的想法有多少道理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要知道，因為提出這個想法原本就不是要讓人「知道」什麼，而是要去「處理」什麼。這個想法成為大眾對造反青年的反感就有了新的出口，他們也很快就找到一個所謂的壞人：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被雅典人判處了死刑，第一道個罪名就是「敗壞青年」。蘇格拉底以他的辯論術吸引了許多年輕人，雅典大眾把這他們視為蘇格拉底的門徒，並把蘇格拉底視為年輕人的汙染源。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為了辯論術而接近蘇格拉底。少數年輕人在蘇格拉底的言詞中發現一些東西，並且想要進一步去探索。他們或許曾對辯論的輸贏、聽眾的掌聲感到興趣，但很快就覺得這些東西沒什麼意思，而想要尋找一些能夠真正說服自己的東西。柏拉圖以及他的兩位兄長，葛勞康與阿迪曼就是這樣的青年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並沒有登場，葛勞康與阿迪曼則是第二卷之後成為與蘇格拉底對話的主角。
從第二卷開始，蘇格拉底的對話者換成了葛勞康與阿迪曼，第一卷的簡短問答式的辯駁也改為長篇論述。這樣的改變乍看之下有些奇怪，因為在其他的柏拉圖對話中，蘇格拉底曾說在思考能力的展現上，長篇大論遠遠不如簡短問答。不過這裡並沒有矛盾，因為蘇格拉底並沒有說「不能」長篇論述，而是「不能只會」長篇論述。如果只會作文而不會答辯，那可能就是頭腦不行，只會人云亦云甚至是原文照抄。但如果能夠為自己的論述答辯，長篇論述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談話對象的改變，造成了談話方式的改變。
如同先前所提，智術師的世界是言語構成的世界，演說辯論者必須針對當前的流行觀點或辯論對手的發言做出回應，尋找對方話語的破綻、設想自己可能的漏洞、阻擋對方的攻擊。在表面上看起來，演說與辯論有一個特定的主題，例如理想國第一卷中的正義，但實際上當特拉敘用「強者的利益」去定義正義的時候，正義一詞就成了某一種利益，而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愛智者所要探討的，就是在這個話語世界之後，有沒有一個獨立於利益之外，「能夠被稱作是正義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與這個東西的對比，去說誰的觀點正確、誰的錯誤。這樣的東西是否存在，智術師是不關心的，智術師並不會針對主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與全面的闡述，因為下這些功夫並不會為自己帶來勝利。他們所要考慮的唯一因素，就是怎麼說話可以符合聽眾的利益，從而從聽眾那而獲得反饋。
在蘇格拉底看來，要在一個智術瀰漫的社會中展現出智慧與愛智的重要，就必須首先掌握智術，並且將智術使用得更為成熟。然而在柏拉圖看來，蘇格拉底的方式是有問題的，因為一旦使用這種說話術，想要把事理說明清楚就會變得更困難。智術無法為智慧所主宰，哲學家一旦使用智術，就必須依照智術的法則說話，盡力去滿足聽眾的心理，而無法將聽眾引導到良好的思考方向。
這個由智術師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就是理想國第七卷所說的洞穴。年輕人在智術的世界中，享受演說與辯論帶來的樂趣，追求長輩的稱讚與同輩的掌聲，這是所有人都必然會經歷的。但這樣樂趣是很難持久的。智術師不會滿意於這樣的洞穴世界，智術的學徒也不會為了這種樂趣而花下大筆金錢去學習。進入智術的洞穴是為了與另一個世界接觸，一個由名譽、權力與財富所構成的世界，這些現實生活中的事物，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為話語的洞穴提供了「檢驗真理的基礎」（二十世紀初年，所謂的「現實主義法學」提出過一個主張：法就是對於法院判決的預測）。智術師的成功，就在於利用了民主政治的時勢，將話語與名利權位結合起來。一旦這樣的結合成功，年輕人就難以從話語的世界中逃離，也無法回過頭來，將語言視為通往探求真實的道路了。
雅典的年輕人也和任何時空的年輕人一樣，總聽到長輩說要做正義的事，不要做不正義的事。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看到這些所謂長輩的言行不一。在這樣的情形下，「正義是強者的利益」，當然會引起年輕人的認同。然而對年輕人來說，吸引他們的並不是利益而是「強者」。因為如果跟他們說「正義是弱者的利益」，他們並不會因此而追求弱者嚮往的利益，反而會想成為打破正義樊籠的強者。因此蘇格拉底採取的策略就在於，另外提出一個「強者」的觀點，也就是一個人格與智識上的強者，並且將這樣的強者與傳統的正義觀點相結合：當一個具有權勢的人制定了對自己有利的規則時，絕對不能稱為正義；只有當他為弱勢者著想行事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強者。
然而這個意義的強者，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對葛勞康兄弟而言，他們不打算接受特拉敘的觀點，但也覺得蘇格拉底所說的又不切實際，因此想要重新探討這個問題。他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將蘇格拉底拉開話語與權位名利結合的洞穴，進入一個探討真實的世界。
葛勞康站在「一般人」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對一般人而言，「正義本身」是沒有人喜愛的，如果有什麼要去奉行正義的人，一定是為了「正義所能帶來的好處」。然而所謂的「好處」，也是要從一般人的觀點來定義，也就是適才說過的權勢與財富等等智術學習者所追求的東西。然而這些所謂的好處，並不是正義的專利品，不正義也可以為我們獲得這些，並且通常還能獲得比正義帶來得更多。在這樣的情形下，怎麼可能持續去做正義的事？
要了解葛勞康的這個想法，我們可以設計一個情形叫做「不正義小鎮」：在一個只有366人的小鎮，每人每天都可以隨機向其他任何一個人做一件不正義的事。行不正義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不會選擇自己的對象，也不可能在一年的時間內，恰好對每個人都做一件不正義的事。在一年中，我可能對某甲做出10件不正義的事，但對某乙卻一件也沒做。另一方面，由於不正義是被允許的，就要禁止任何的報復行為，也要禁止人身傷害、殺人、強暴這種會引起報復心理的不正義行為。
原因在於，世界上不會只有我一個人因為不正義而獲得利益。今天這樣做的是我，明天就是別人。而今天因我受益而造成別人的損害，明天就會因別人受益而造成我的損害。如果我做不正義的事所獲得的利益，大於別人做不正義的事對我造成的損害，那麼我還是可能去做不正義的事。葛勞康認為，如果我們真的精於計算，就會發現這個如意算盤僅僅可以是一種投機，而不能形成常態規則。每個人都正義，那麼縱使沒有人能獲得大利，但也沒有人會受害；但如果有人不正義，就會引起一群人不正義，從而給每個人帶來害處。在經過衡量之後大家決定：每個人都行正義，不行不正義，這樣儘管享受不到不正義帶來的大利，但至少能夠避免他人不正義所帶來的大害。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每天都能獲得一份利益，而一年就可以獲得365份利益。但由於不正義沒有辦法平均分配，因此我一年所受到的損失可能是200份，也可能是500份。如果是前者當然就很美妙，但如果是後者，我可能會因為損失過多而家破人亡。而這個情形還用不著等到一年，如果我運氣不好，在一星期甚至兩三天內密集受到100份損失，那可能馬上就活不下去了。
因此，如果想要靠不正義獲得利益，就有一個必須解決的條件：絕對不能讓人發現我的不正義。因為別人一旦看到我因不正義而獲利，自然就會起而效法，而我原本所能獲得的利益就會受到抵銷，甚至會受到更多的傷害。因此，除非我們能找到一種方式，既能夠享受不正義帶來的好處，又不會受到隨之而來的損害，我們會安於正義帶給自己的小利。於是，葛勞康利用了一個傳聞故事，也就是「古各司的指環」，來展現這種可能：一個叫古各司的人，無意中發現一個能夠讓他隱身的指環，就利用這項隱身的本領做盡壞事，使自己當上國王，享盡榮華富貴。既然能夠隱身，多行不義就不會為人所知，自然也不會遭受到任何損害。
另一方面，不正義所造成的損失有財物上的利益以及心理上的不快。我可以因為他人的財物損失而受益，但他人的心裡不快對我來說卻是完全無用。因此，就算我剛好做了100件，也剛好受到100件不正義的事，在財物上的受益與虧損剛好歸零，但我卻平白增添了100份心理上的不快。以不正義作為群體的日常準則，是怎麼樣也不會划算的。
所謂的隱身指環，利用的是邏輯上一個基本定律，也就是「不矛盾律」：一個人不可能「又在又不在」這裡。而如果我們注意到不矛盾律的更基本形式：一件事情不可能「是」這樣又「不是」這樣，就能認識到其實每個人身上都備有古各司的指環。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用語言或身體的動作去達到這樣的效果：表面上笑臉迎人，內心裡痛苦不堪／暗藏機關；更簡單的就是信口開河或是編造謊言。如果我們作假但沒人看出來，就等於戴上了古各司的指環。一旦做了這些，就可以純享利益而不受損害，何樂而不為之？
這這還沒完。如果我們不想獲得不正義的好處，而願意謹守正義，安貧樂道度過一生，是不是就能夠呢？沒那麼容易。人之所以有作假的能力，歸根究柢是因為人可能會誤認。如果每個人都有神明之眼，能夠看穿表象的虛假，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人會去作假。既然人會誤認，把不正義的人誤認為正義，就有可能把正義的人誤認為不正義。葛勞康進一步說，如果真的有人喜愛正義，並且是正義本身而不是正義所帶來的利益，就必須甘願承受被人誤認為不正義，並且承受由此招致的羞辱與損害。
於是兩幅圖畫呈現在我們面前：其中一個人做盡了不正義的事，但能享有人間的一切美好，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認為他是正義的；另一個則是一輩子篤行正義，但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不正義的，並讓他受盡一切苦難。在這樣的對照下，有誰會選擇做一個正義的人？
葛勞康的這番話比特拉敘所說的更為深刻，也更為真誠。而在理想國這本書的脈絡中，更重要的在於，他所說的這些不是智術的問答辯駁的方式可以解決的。於是從第二卷開始，蘇格拉底與葛勞康兄弟展開了一場心靈之旅，期待為這個問題尋求真正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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