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問克法洛這位富有的老人：如果說，歸還屬於他人的物品是應該的，那麼，今天有個發了瘋的朋友跑到我家，要索取他之前放在我這兒的一柄武器，是不是仍然要還？蘇格拉底說大家都會覺得不應該還，克法洛也這麼覺得。但如果不應該，一開始說的「歸還物品」就不能用來當作判斷正當或不正當的標準。克法洛覺得這個問題是有點意思，但他並不打算動腦筋去想。反正如果是自己遇到這種事，就不要歸還，至於為什麼不要，又有什麼好討論？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是比「討論」更重要的，就是去「做」。祭神的時間到了，他現在要去準備祭禮，這可比討論正義重要得多。不過克法洛並沒有拋下這個討論。在離開前，他的兒子波勒馬已經出頭，要當他話語的繼承人，繼續這個問題的討論。
1.
在看波勒馬怎麼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做一個簡短的分析。蘇格拉底這個問題包含了三個要素：朋友、發瘋的時候、歸還他武器。換句話說，正義或不正義並不是簡單的一句話所能解決，而要看「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假設今天朋友寄放的不是武器，而是一張千元鈔，那麼就算還給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如果朋友發瘋的原因是吸毒，而他來找我要錢的原因是要購買毒品，這時我又不能還他了。在認為不該還錢的時候，我們想到的可能並不是這樣做正義還是不正義，而是會不會害到朋友。正義與否原本就不是我們是否採取行動的唯一考量，當事情涉及到朋友的時候更是如此。為了朋友，有些正義的事我們不做，有些不正義的事我們會做。友誼與正義之間的衡量，並沒有一個簡單的規則可以讓我們絕對適用。
從希臘哲學的觀點來看，「朋友」是一個比「正義」更重要的問題。例如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中，正義問題用了一整卷的篇幅去討論，而朋友的問題卻佔去二卷的篇幅。一個城邦或任何群體之所以能夠建立，能夠持續存在，光憑正義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友誼作為根基。柏拉圖在這裡將朋友帶入正義問題的討論，也不是要探討正義的內含定義，而是要先確定正義的外延範圍：在什麼時候，我們不會去做一件看起來像是正義的事。而以下要討論的，則是問題的另一個面向：如果我們對朋友的看法有所偏差，對正義的理解也會跟著出錯。
2.
波勒馬引用了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所說的「正義就是歸還」，認為這句話並沒有錯，但不能以蘇格拉底的方式去理解。在他看來，蘇格拉底的解釋有點浮面，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現象，而看不到進一步的內含。於是他將這句話所指稱的由「事物」轉換為「價值」：朋友寄放在我這兒的是一個物品，但當我要歸還的時候，必須考慮到這件事的價值。也就是說，如果我歸還的時候能夠順便把「好處」、「益處」歸還給他，就理所當然該這麼做；但如果伴隨著物品的是「壞處」、「損害」，就不該這樣做。
波勒馬主張對朋友好，不要對朋友壞。這個想法蘇格拉底不至於反對，但對朋友好與正義是不是同一回事，就成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對朋友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跟正義有關，那就太貶低朋友的價值了。而波勒馬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理解，是因為在蘇格拉底的例子中，談到了朋友、瘋狂、武器三個要素。但波勒馬的解說僅僅提到朋友，而忽略了其他兩點，於是他只能把朋友當作問題的核心，而把其他的考慮項目簡化為「好」。不過蘇格拉底並沒有討論波勒馬對問題的簡化，而是順著他的說法，進一步問：如果我們要把好的東西帶給朋友，那麼要怎麼對待敵人？波勒馬回答道，既然要把好帶給朋友，要給敵人的當然就是壞，而所謂的正義就是如此。
3.
波勒馬可能沒想到，這其實是蘇格拉底所佈下的圈套。他先前並沒有談到「敵人」與「壞惡」的問題，而僅僅說「正義是把好帶給朋友」。敵人是蘇格拉底引進的話題，這個話題一引入，就把波勒馬的論點帶上另一條路，讓他在之後的討論中暈頭轉向。
波勒馬把原本的「在什麼時候，該對什麼人，做什麼事」，改成「對朋友好，對敵人壞」。蘇格拉底並沒有贊成或反對波勒馬的主張，只認為波勒馬並沒有回答問題。「對朋友好，對敵人壞」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卻是一句空話，因為即使我們想要對朋友好，還是要回答「在什麼時候，該對什麼人，做什麼事」。以歸還武器的的情形來說，如果我們在敵人瘋癲的時候要對他壞，於是把他的武器交還，並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正義的。那麼當敵人拿到了武器之後，也可能正好想到我也是他的敵人，從而要拿他手上的刀來砍我，由此來實行正義。
這樣一來，正義就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循環砍殺。或許這確實是某些人的正義觀，但對哲學家來說，如果這就是正義，那麼我們也不需要花時間去討論正義問題了。在人類的社會中，復仇是個比正義更原始的概念。之所以要討論正義，並不是要延續復仇，而是要終止這個舉動。這個道理波勒馬並不會不懂，但在剛才被蘇格拉底引出「正義是對敵人壞」的時候，可能沒有想到這些。人在辯論的時候，可能會為了自己說話的前後一致、結構對稱，而說出一些自己也不真正同意的主張。但蘇格拉底並沒有立刻反駁波勒馬，而是要讓他把與這個主張相連結的觀點說得更清楚，從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4.
要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朋友」與「敵人」這一組字彙，與蘇格拉底常用來討論的其他一些，例如醫師、運動員、航海員有什麼不同。朋友與敵人要呈現的是一種關係，在使用上預設了一個更根本的概念，就是「我的」。「他是朋友」與「他是醫師」這兩個詞，在表面上看起來結構是一回事，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朋友一定是「某人的」朋友，而如果我們僅說「他是朋友」而沒有指定誰的時候，意思就是「我的」或「我們的」朋友。但醫師或運動員所呈現的則是一種資格，當我們說「某人是我的醫師」的時候，他是先具備了醫師的資格，才能跟我們建立照顧與商業關係。
把正義放到「敵友」的框架下，就等於把正義放到「我的」這個框架下進行討論。如此會產生的問題就很明顯了。因為沒有人會是所有人的朋友，而如果甲是乙的朋友，甲就有可能是丙的敵人。甲可能把武器寄放在乙與丙的共同場所。當他來索取武器的時候，如果在場的是乙，他會因為甲的精神狀態而拒絕歸還；但如果在場的並不是乙而是丙，丙就會不顧甲的精神狀態而歸還武器，因為這樣才是對敵人壞。這樣一來，我們得到一個詭異的結論：就歸還武器這件事而言，朋友這樣做是不正義的，敵人這樣做才正義。而如果我們把觀察的眼光由「歸還」轉換到「獲得」，就成了：讓一個精神失常的人獲得武器，這件事可以既正義又不正義。
5.
蘇格拉底接著以一些其他的技藝作為例子，來檢視波勒馬的論點。這些討論從邏輯的角度來看，有點迂迴，也有許多不相關的內容。不過蘇格拉底在這裡的工作並不在於說理，而在於說服。柏拉圖在這裡寫的也不是現代意義的哲學教科書，不是要做理論教條的宣導，而是要透過話語將人帶到哲學探討的起跑點：
- 按照波勒馬的說法，正義是把好帶給朋友、把壞帶給敵人。因此蘇格拉底用醫術與廚藝做了對照：前者是把健康帶給人的身體，後者則是把美味帶給食物。
蘇格拉底在探討哲學概念時，常常用一些眾人所熟知的技藝（tekhnê）作為對照，例如醫術、健身術、航海術、烹飪術等等。所有技藝都有特定的功能與目的，因此如果正義也是一種技藝，就同樣有它的功能與預設的目的，也就是「把某某東西帶給某某東西」。不同技藝所帶來的不同東西，例如健康、強壯、航行方向、美味等等都可以說是一種「好」，但我們並不會說醫術、航海術、烹調術是把「好」帶給人的身體、船員、食物。因為在不同的領域中，「好」獲得了各自的名字（健康、航行方向、美味），因此我們也不再用「好」這個字去指稱各種技藝的目的。然而在正義的領域中，波勒馬用的仍然是「好」這個字，這表示正義的目的與功能還沒有獲得另外的名字，也就是說，我們還不知道正義到底會帶給我們什麼東西。這就是蘇格拉底所要追問的。
6.
蘇格拉底問到，當人生病的時候，醫術比正義要重要許多，因為正義無法把健康帶給人。而其他許多情形都是如此。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一項專門技藝為我們帶來好處，而這些好處都不是正義所能給的。因此正義到底有什麼用？
波勒馬說，正義在作戰的時候有用，因為這可以讓我們能夠聯合朋友、打擊敵人。蘇格拉底接著問，那麼不打仗的時候，正義是不是就沒有用了？波勒馬說，這時候正義能幫我們訂定契約、規畫合作。
蘇格拉底繼續問：如果我們要合作的是一場球賽或是音樂演奏，精於球技與琴藝的人就比正義的人更為適當。那麼什麼時候才需要跟正義的人合作？
波勒馬說是金錢方面的合作。但蘇格拉底又問，如果你要買貴重物品，熟知市場的識貨者，還是比正義的人妥當。於是波勒馬說，正義的人可以幫我們保管錢財。於是蘇格拉底說了，按照這樣的說法，當其他技藝都不需要上場的時候，正義就有用了 。
波勒馬在討論正義能帶來什麼好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作戰。因為他對正義的定義是對朋友好對敵人壞，而最能彰顯朋友與敵人區別的重要性的領域，自然就是戰場。但如果要在戰場上打擊敵人，精於戰技的人就當然比正義之士有用。而要去聯合朋友共同出擊的時候，精於話術也必然比正義更能派上用場。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檢視生活中的種種領域，所得到的結論必然是：當我們想做什麼的時候，正義是沒有用的；當我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正義就有用了。但如果正義就只能扮演這種類似看門狗的角色，又怎麼會有人讚賞正義，並且花時間討論正義？
7.
「正義無用論」是個奇怪的結論，於是蘇格拉底把提問的方式轉了一下：打仗的時候，善於進攻的人是否也善於防守？善於防禦工事的人是否也善於攻略？波勒馬說是。
那麼善於保管錢財的人，是不是也善於偷竊？一個正義的人，既能幫我們保管錢財，又能盜取敵人的錢財，這不是太美妙了？波勒馬被搞糊塗了，他覺得把正義的說成是小偷有點怪。但他還是認為正義是給朋友好，給敵人惡。
「保管錢財」在波勒馬看來，就是「不要使用幫朋友保管的財物」，因為這筆財物不是自己的。但蘇格拉底卻把概念轉換為「不要讓人竊取自己幫朋友保管的財物」，並且進一步推論道，如果不想讓人偷竊自己的財物，就要知道如何竊取他人的財物。這樣的概念轉換當然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幫朋友保管東西，而這個東西卻在我的保管下失竊，這時候我可能要負些保管責任，或是賠償朋友。但無論如何，東西在我的保管下被別人偷走，不能認為我做了什麼不正義的事。一個正義的人並不會善於防竊，更不會是善於偷竊的人。
不過波勒馬並沒有這樣反駁蘇格拉底。可能是因為他受到了正義無用論的驚嚇，想要趕快找出一些正義的用途，因此莫名其妙中了蘇格拉底的圈套。而蘇格拉底的目的，也不是要主張正義者是小偷，而是要讓波勒馬進一步去想自己對朋友與敵人的看法有沒有問題。
8.
蘇格拉底接著問：朋友是什麼？真正的好人，還是看起來是好人？波勒馬說，我們喜歡的是自己認為是好人的人，也就會把這些人當作自己的朋友。
蘇：但我們有沒有可能弄錯？我們以為某個人是好人，但實際上他不是；或以為某人是壞人，但實際上不是？波：有可能。
蘇：因此我們在對敵人壞的時候，有可能在錯誤的情形下害到一個好人。也就是說，我們的正義對好人造成了危害。波：絕對不能這樣，一定要把真正的好人當成朋友。
蘇格拉底在這裡用另一種方式讓波勒馬思考正義、朋友、好壞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某某人是朋友，因為我們覺得他是好人，並因為如此我們要把好帶給他。這些並不是因為自己無理由的感情偏好。波勒馬接受了蘇格拉底的說詞，這在討論中有什麼重要性？
波勒馬所代表的是這樣一種人：傳統價值與新技術之間的衝突承受者。波勒馬的掌握了智術師的話語技術，並且能夠對詩文做出新的解釋，運用這些話語技術，他可以成為一個顛倒是非黑白的人。但他畢竟在一個重視傳統的家庭中長大，父親是一個殷實的買賣人，他也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即使智術師的技術再怎麼誘人，他也不會用來推翻自己曾經接受過的觀點。對他來說，就算是對朋友好，也不該去偷竊；就算是對敵人壞，也不該傷害好人。他對於正義的掌握其實是確實的，只是要用言語來給正義做定義的時候，他面臨了失敗。
波勒馬與蘇格拉底並不是敵對者。他們之間的辯論並不在於價值上的認同，而在於一些基本概念的釐清。波勒馬並不會為了展現自己對辯論術的掌握，無視於以往所接受的價值觀。因此即使在討論中犯了錯，蘇格拉底還是有能力把他來回來。但如果是一個家庭教育薄弱的年輕人，他完全可以主張偷敵人的東西是正義，也可以主張世界上根本沒有「真正的好人」，甚至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個人的喜好來決定。面對這樣的人，再怎麼苦口婆心的哲學家，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9.
蘇：正義的人會不會傷害別人？波：會傷害壞人
蘇：人受了傷害，是不是就會變得更壞，也就是變得更不正義。波：是的。
蘇：醫師能不能用醫術，去讓任何人變得不健康？波：不能。
蘇：正義的人能不能用正義，去讓任何人變得不正義？波：不能。
蘇：給朋友好、給敵人惡，這不可能是正義。波：我想你說得對。
蘇格拉底繞了一個大圈，讓波勒馬感到自己一開始所說的錯誤。之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圈，是因為這一連串的對話，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邏輯關係。如果在一開始說到醫術是把健康帶給人的身體之後，立即接到最後一句，也就是醫師不能用醫術讓人變得不健康，也不會在推理上造成任何缺失。但蘇格拉底並沒有這樣做，或至少，柏拉圖沒有讓蘇格拉底這麼做。原因在於「說理」與「說服」是不一樣的。前者讓人口服，後者則讓人心服。
「說服」是帶領學生走上哲學思考的途徑，對哲學家來說是一門重要的學問。這名學問的困難在於，每個學生都有各自不同的秉性與習慣，因此在面對不同的學生時，就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去說服他們。這些方式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不會，成功不見得是因為哲學家的言詞，有時候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學生當時的臨時心境，或是其他在場者的鼓勵慫恿。柏拉圖的哲學作品是以小說或戲劇的方式呈現，這樣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盡量把圍繞著哲學討論的其他因素描繪進去。可惜的是，在某些介紹柏拉圖的課堂或書籍中，這些通常被當作是無關的內容。
由於說服並沒有一定的程序，也難以用邏輯規律的方式去展現，在許多哲學家的眼中只能擁有一個比較低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說服的主要領域是政治生活而不是數學天文，而在政治生活中，要達到預定的目的，恐嚇、利誘、訴諸民眾的自戀心，遠遠比蘇格拉底式的說服有效，因此在許多人的眼中，說服也就成為一種非理性的行動了。
說服在現代哲學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笛卡兒式的理論建構。哲學家開始認為，一旦以邏輯的規則建構出一套體系，就沒有再去說服別人的必要了。哲學失去了引導思考的功能，哲學家失去與一般大眾的溝通能力，訴諸民眾恐懼與利益的言語也就更沒有能夠阻擋緩解的力量了。恐懼、利益、自戀，這樣的言語與統治者的「學位」（沒有理性的人比任何人都需要理性的保證）、網路傳播（對權威反感的人最需要匿名的親民的權威）結合，形成了當今社會中的民意，成為我們的民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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